2013年农历正月14日，郭玉兰带着儿子、儿媳搭建一个小的车棚，儿子培建一步三喘的表现引起了郭玉兰的警觉；过了十五以后，十六的早晨她就赶紧让儿媳陪着到县医院里检查。傍晚回来，儿子、儿媳虽然都说“得了点肾病，看看就好”,但是从两个孩子红肿的眼里她有了“灾难降临”的预感。“明天我带着培建上市里去检查，你们都不用去，查清啥病再说！”这是当天晚上作为一家之主做出的最后结论。然而，第二天在市医院检查完之后，她单独找到主治大夫询问病情的时候，一句“病人是尿毒症晚期，要么换肾、要么透析”话彻底击溃了她，勉强走出大夫的办公室，她踉踉跄跄地倒在了楼道的椅子上，眼前一片黑暗。
“换肾？透析？”当这些传说中遥远的事突然放在她眼前的时候，她不能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了。
“换肾就是把配型一样的健康人的肾换给病人，病人只需服用抗排斥的药物就行，维持长远，痛苦小，但手术费和医疗费至少需要20多万元；透析就是通过机械清除血液中的有毒物质，这样每星期要进行1到2次，每次500元左右，但透析时病人很痛苦，也不长远”透析和换肾的利弊反复萦绕在郭玉兰的脑子里。
“我给儿子捐肾，让亲戚朋友筹备钱”当郭玉兰最后拿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全家人都知道，什么话、什么办法也也改变不了这个坚强、执着的老人！,亲戚邻居纷纷伸出了援手，送来了“救命钱”。
“家里穷，撞了人没钱给人看病我难为的扑在老伴怀里哭；老伴得癌症死了，我抱着孩子哭；孩子得了病，我趴在老伴的坟上哭。现在给孩子换完了肾，我不再哭了，哭死老天也不会可怜，啥事还得靠自己！”这是磨难后的郭玉兰的感悟。
“只要我能活一天，就要让孩子活一天，为了救孩子，我拼了！”
“做完手术第九天，我就从济南坐公交车回家了，当时在车上疼的要死，但是想到病床上的孩子，我就用围巾扎住刀口咬牙坚持，到了家我一头倒在床上，好几天没有起来” 当再次见到郭玉兰的时候，预想中的痛苦和悲哀已经有所消退，言谈中的坚毅和自信却给了我们更多的信心和力量。
“出院不到两个月，我就去了范庙（邻居村）加工厂给人家摊煎饼，干了不到20天挣了400块钱。7月份的时候，我在村集上开一个卖水果小摊，本想着挣点钱给孩子买药，可身体实在撑不了，就停了；前不久，我听说给人家补皮（木材皮子）一天也能挣三四十块钱，而且体力也不重，我就来了。现在我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能挣1000多块钱，这就够给孩子买两盒药的！”这位坚强的母亲虽然言语中充满战胜困难的勇气，但从她憔悴的面容、颤抖的双手上明显看出身体的虚弱。
“现在，吃药维持是大事，每天都要吃两三中抗排斥的药物，一天就得三百多，这些新农合都不报销，仅靠我打工挣这点钱，恐怕也维持不了几天”谈到今后的治疗，郭玉兰脸上又增添了几分凝重“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亲戚邻居都帮了忙，受了连累，现在我不能再向人家张嘴了。以后不论到什么时候，只要我能活一天，就要让孩子活一天，为了救孩子，我拼了！”
在郭玉兰的身上，我们感到了爱的力量，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她的不幸遭遇得到了更多人的同情和帮助。相信，在郭玉兰一家人的努力和大家的帮助下，这个不幸的家庭一定能走出困境，走进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