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成功申遗，自然是一件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很多媒体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更想了解，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对于运河城市济宁而言，有哪些实际意义？
杨义堂：大运河申遗对于我们济宁来说意义非常重大。我们知道，济宁被称为运河之都，济宁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运河文化，底蕴深厚。大运河申遗世界遗产，对济宁文化而言就增加了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济宁原来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三孔，曲阜三孔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现在济宁是极少的全国拥有两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济宁市的知名度和文化底蕴一下子就提升起来了。同时，对于我们运河沿线上的乡村和县城意义更重要。我们西部的几个县，梁山、汶上、微山、鱼台这些县也就有了世界文化遗产，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文化的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第二个，有利于对济宁文化的重新发掘和认识。过去我们对济宁的文化、运河文化的发掘是不够的。比如说我们济宁在清代和民国的时候叫曲乡艺海，中国三大风水码头之一，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济宁的土山，就是我们人民公园的土山，大家现在都觉得非常的沉寂，那个时候可了不得，各种说书的唱戏的走马卖艺的，卖小吃的，非常热闹的一个景观。还有济宁很多的曲艺，像四平调、渔鼓坠、汶上梆子、山东梆子。明清时候，很多的京剧名班名角都到济宁来唱戏，以到济宁来为荣。还有济宁繁荣的商业，比如说竹竿巷，南方的毛竹运到济宁，在这编织成各种器皿家具，然后辐射到周边的乡村和城市。
后申遗时代，我们能为大运河做什么
：成为世界遗产不仅仅是一项荣誉，更能够促进我们的工作。在享受世界文化遗产为我们带来的种种荣誉和实惠的同时，我们又应该为大运河做些什么？
杨义堂：大运河申遗我们还只是拿到一个入门证，世界遗产组织让中国先通过，有利于中国对大运河的保护。我们的大运河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运河河段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济宁城区老运河的保护。城区老运河还不是世界文化遗产，还有很多的点段都不是，大运河保护工作还任重道远。济宁的运河文化也要很好的发掘、整理和再现。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希望大运河能够再度复航。它的一个点就在南旺和戴村坝这一段小汶河，就在汶上县境内，只要把这条四十公里的小运河开通，那么北方大运河的复航还是很有希望的。也希望我们的有关部门和县区能够痛下决心来实施小运河工程，让大运河来重新复航，这也是文物专家的愿望，这也是我由衷的愿望。
：您怎么想起来为《大运河》树碑立传的的？能否谈谈《大运河》的创作经历、影响和意义?
杨义堂：我是在运河边上生活的，我的老家是在梁山。我1990年来到济宁工作，到现在有24年了。在这里工作结婚生子成家并且在这里生活，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阶段都是在济宁度过的。济宁是我的家，我每天在街上走，从大运河边经过的时候就觉得大运河是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济宁的很多的文化、传说，我都如数家珍，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为大运河来写一部书。我过去在孔子文化节办公室、中国文化标志城工作，写的是《大孔府》，是对孔孟文化的研究。后来因缘际会，我现在任职文物局副局长，大运河的保护和申遗就是我的工作，这个时候我才真正了解大运河，特别是到南旺枢纽工程，看到这么宏大壮观的治河工程，我被深深的打动了。我觉得我要为大运河树碑立传，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大运河》，我心中有这么一种冲动来写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