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的塔利班政权,后来一度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政权都具有上述性质。然而在近20年过后,能与美国人在谈判桌上从容周旋并已经事实上取得胜利的“塔利班2.0”们,至少在表面上已经不是个极端组织。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塔协议中美方最核心的一条要求是“塔利班不能包庇恐怖分子”——这真是一个十足荒谬的讽刺。当美国人在2001年发动战争时,塔利班本身就被认定是恐怖组织。那么现在他们还需要包庇谁?在我看来,美方的这条要求本身就等于已经承认战败。
理论上,极端恐怖主义政权的倒行逆施必然会招来内在或外在的颠覆力量,美国人出兵符合客观逻辑。然而客观逻辑却往往跟主观愿望和现实利益错位。如果美国的战争目标是反恐,华盛顿的愿望和利益诉求就是消灭恐怖分子并确保绝对安全,但恐怖主义却往往并不依附于政治实体存在,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国际局势来看,当恐怖主义失去了可依附的政治实体后,其甚至会变得更加凶残且无底线,并且更有动机向更广泛的区域扩散。换言之,如果不求“进化”,2001年的塔利班政权的确很难长久。但由美国直接出兵将其推翻却并不一定符合美国利益,也难以满足美国的绝对化安全诉求。由美国或其他国家支持的内部力量,或其他外部力量来完成颠覆也许更合适,比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受到强有力外部支持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军打击下已基本不成气候。

不能说的理由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美国在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的两大公开理由要么根本不成立,要么得不偿失。能拿到台面上说的既然如此,那些不能拿到台面上说但又被外界广泛渲染的战争动机又如何呢?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如果政治是理性的,战争就应该是战略的延续。因此尽管华盛顿官方从未公开承认过,但当2001年战争爆发后,外界(也包括美国战略学界)对于美国人的战略目的的研判就从未停止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判或者猜测往往将焦点集中于地缘战略领域,如一度成为白宫幕僚圈大红人的罗伯特·卡普兰就曾在其著作《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中写道:“一个稳定且适度温和的阿富汗,将成为中亚南部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枢纽,因为它处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利益交汇处,可以直达中亚运输走廊。”言下之意,对于致力于塑造并维持一个全球性帝国的美利坚来说,阿富汗的战略位置和由此衍生的战略价值与巴拿马、新加坡、埃及、叙利亚等战略枢纽具有同质性,它们都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所必须力求控制的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2001年后俄罗斯和中国的部分学者对于美国在阿富汗存在目的的分析中也能看到类似观点,这些学者往往会进一步指出美军借阿富汗战争进入中亚对于中俄两国的牵制或遏制动机,以及自奥巴马时代以来美国将军事战略重心从反恐重新调整到大国竞争的政策背景。应该说,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决策者们有可能就是这么想的。

然而一个成熟的战略方案还必须考虑愿望、理论、现实可行性、性价比这四个维度能否匹配。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大国毫无疑问都有控制所有战略枢纽的愿望,这些战略枢纽的理论价值也都被无数次证明过。但并不是每一个大国都有能力完全做到这一点,即便真能做到,其所带来的实际战略收益是否能与理论价值相符,是否能与不计成本的投入相符,也都会决定相关战略方案的成败。举个例子,对于苏联和俄罗斯(尤其是苏联)来说,新加坡及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苏联是一个资源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价值此时更加体现在“排他性”而非“利己性”。换言之,美国控制马六甲海峡对于苏联的国土和能源安全并不会造成重大损害,如果由苏联控制,其收益则只是部分切断西方阵营的重要商贸通道和削弱其战时部署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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