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是印度全国封城的第16天。相比封城初期，《环球时报》记者在新德里周边一些街区看到车流、人流明显增多 ，但除杂货店和超市，大部分商铺仍闭门歇业。记者遇到的人基本都戴口罩。这或许与市政府8日宣布，“所有民众只要离开家就必须佩戴口罩，否则将面临警方处罚”有很大关系。
在新德里市中心，主要路口路段的部署和盘查仍很严格。记者驶入外国使馆林立的和平大道后，立即有警察拦截，并要求提供证明身份的材料。再往印度政府和议会所在的“印度门”方向行驶，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记者看到，在管控最严的市中心，除外交车、政府公务车、警车、救护车以及新闻媒体车外，很少有悬挂社会车牌的车辆上路。
相比，散落在新德里南部几处小型贫民窟的管控措施并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那样严格，有很多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有些原来住在天桥下的无家可归者拖家带口地来到一些社区行乞。见到有人经过，他们就会聚拢起来讨要零钱或者吃食。但只要有维持秩序的社区警察大声制止，他们就赶紧散开。
印度封城期间，首都地区的蔬菜、水果并不难买，只是开门的肉铺难找。《环球时报》记者常用的几家农社对接形式的线上“商超”此时派上用场。这些线上购物平台虽然货品不是太全，但好在也没有趁机哄抬物价的情况。比如可供一人食用一周的“家庭套”果蔬售价仍是1500卢比（1卢比约合0.1元人民币），里面装着香蕉、橘子、土豆、西兰花等。线上购物平台“大树”的后台管理员告诉记者：“由于新德里市政府认为网购有助于减少接触传播的风险，因此疫情期间一直允许我们的员工出行。网购人数增多，我们的销售额比平时还要好。”
封城期间，印度百姓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记者认识的一个老先生最近就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妻子正好在封城前去了老家——北部城市德拉敦。全国公共交通停运后，老夫妻俩只好“两地分居”。还有一个印度朋友的女婿按计划近日应去南部城市做换肝手术，但也无法成行。
“不封城，将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全国封城后，有印度朋友打电话问候《环球时报》记者，有的甚至为政府仓促下达“封城令”可能导致的生活不便而表示歉意。执业律师阿瓦史迪抱怨说：“从3月25日开始，我就没出过门，无聊时就在家里不停绕圈走。以前希望能有个像这样的长假好好休息，但没想到，现在真不让出门，还有些受不了啊。”但阿瓦史迪说，他理解政府采取的这个防疫举措。他表示：“对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有太多特殊之处，如人口内部流动性大、单位人口密度高等。如果不采取这种极端的隔离措施，很有可能出现病毒在社区快速传播的情况，到那时后果不堪设想。”阿瓦史迪承认，以印度的医疗卫生条件，“恐怕无力应对这种场面，那将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持与阿瓦史迪相似观点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新德里电视台最近采访一群大学生，他们说：“面对疫情挑战，必须勇敢、团结。我们对政府全国封城的政策表示理解。”但也有不少印度媒体认为，全国封城可能导致中低收入者，特别是无家可归者面临更加窘迫的生活压力。不过，印度中央政府和各地方邦政府都采取了相应兜底措施。其中，新德里市政府为弱势群体设立了586处免费食品供应点。新德里一些无家可归者还被安置在亚穆纳体育中心。记者4月9日在一处贫民窟门口看到，德里市政府的车辆在分发面粉等基本生活物资。
封城初期，成千上万的印度外出劳务者因担心“挨饿”，长途跋涉往家乡赶的画面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就连印度媒体都担心“引发人道主义危机”或造成疫情向农村腹地传播。据《印度时报》报道，部分人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却遭到当地政府强制“化学消毒”，被迫在入村前接受“次氯酸钠洗浴”（次氯酸钠是84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有的地方政府已承认做法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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