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形成机制的畸形，使得药品政府定价，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如果不能从基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医药分家，还是集中采购，都无法遏制药价上涨的激动与步伐。
去年售价93.5元，今年价格提到170元，去年售价1082元，如今售价1580元……就在各地纷纷开端新一轮的药品招标采购期间，《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明，一些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开端了悄然涨价。而涨价的机会，大多数集中在新版国家医保目录颁布前后。(《羊城晚报》6月17日)
某种药品进入医保目录，能够被医保病人花费，对药品生产企业来说，意味着获得大批、稳固的订单，企业的成本将被摊薄，价格应当有降落的空间———按照常识而言，产品的花费人群越大，其价格越便宜。现在倒好，不但不降，反而上涨。如此迷局，难免让人困惑不已，但细细品味之下，也能略知一二。
据内部人士表现，物价局调剂药价有三个因素重点考虑：一是要参照外省价格，二是参照本省现行价，三是考虑企业的成本。参考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是很多商品定价的重要根据———即便是推车卖油条的小贩，他也会与周边的同行保持某种程度的一致。问题在于无论是外省还是本省，其药品价格都是严重的“注水猪肉”，也就是说参照物本身就已经失真———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由政府定价，未进入医保目录的则由企业自主定价。但国家医保目录的制定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而价格的制定在国家发改委。在国家医保目录颁布新品种时，国家发改委并不能立刻制定出相应的价格，而是要在各省进行价格调研后，才干拿出政府定价。得知消息之后的药企往往马上向所在地物价部门登记价格调剂的备案，这样一来，发改委定价参考的，正是企业上涨以后的价格。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但我们现在却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基于失真的数据，如何能得到正确的决断？
至于某种药品的企业成本，包含原材料成本、人工成本、管理成本、营销成本等等，名目繁多，内里复杂，断不是一目了然的。倘若企业自己不供给真实的数据，物价局的人有没有孙大圣的火眼金睛，又如何能定出合理的价格？何况，一个企业生产的药品可能有数十上百种，具体到某一种药品而言，其成本到底是多少，即便是企业自己也未必能够准确地说得出来。而且，一旦某种药品的成本大白于天下，药企自有应对的措施，所谓“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改包装、换剂型，捣鼓几下申报新药，将水搅浑之后照样涨价！
药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因为其花费者(患者)通常没有选择权，要在医生的领导下用药。医生的权利其实是很有限，他不过在医院药房现有的药物中选择而已。医院也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想进谁家的药就进谁家的药，只能在政府供给的阳光采购平台上，从招标成功的药品中选择。这也就是当年“齐二药”事件爆发后，当事医院及同行们为其鸣冤的原因所在。而多如牛毛的医药批发公司的存在，更是为药价的拔高增加了无穷的动力。定价的链条越长，公关的成本就越高。对一般商品而言，讲究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药品却越是价高者越是好生存，甚至连药店也被迫陪绑———因为高定价为各方利益者留下了瓜分的空间，为了保持花费大户医院这个终端的高药价，药企以断货胁迫药店保持药价高位运行。
价格形成机制的畸形，使得药品政府定价，看起来很美，实际上却事与愿违。如果不能从基本上解决问题，无论是医药分家，还是集中采购，都无法遏制药价上涨的激动与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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