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简介及学术自述(2)

　　我研究的范围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思想。1983年出版的《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大体上表达了我对“魏晋玄学”的整体看法。在本书中我收入了除原书的第三章《魏晋玄学发展（中）一—玄学与佛教》和第四章《魏晋玄学发展（下）一—玄学与道教》之外的其他各章。这是由于我又写了一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而父亲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对“玄学与佛教”已经讨论过，根据这样的情况，我删去了上述两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我删去原书的第五章《三国两晋时期对道教的限制》、第七章《为道教建立理论体系的思想家葛洪》、第八章《为道教建立比较完备的教规教义的思想家寇谦之》、第九章《为道教首创经典目录的陆修静》、第十章《为道教建立神仙谱系和传授历史的思想家陶弘景》等。据我所知，在1988年这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出版时，对道教研究的专著还很少出版，此后就越来越多了。上述我删去的各章主要是对这几位道教思想家的介绍，而发挥我自己的思想不多，而且以后中日学者对这方面也多有研究，因此关于这方面的问题看其他有关道教的著作，比看我写的这几章会更有收获。我保留的其他几章，大都是其他学者研究比较少的，而且这几章中还包含了我对其他中日学者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看法。

　　（二）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总体论述。这一部分包含目录“论文”部分中的第一篇到第八篇。我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以及伊斯兰哲学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哲学之所以为中国哲学的特性做深入地研究。一种特殊的哲学必有其一套特殊的概念、并由若干基本概念构成若干基本命题（即判断），又能根据若干基本命题用某种（或某几种）方法进行理论推理而形成哲学理论体系。中国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我们能不能根据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从总体上提示出其概念、命题和理论体系呢？对这个问题我做了尝试。在《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诸问题》中，我讨论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并为中国哲学建构了一范畴体系。由于这篇文章是1982年写的，当然不会太成熟，如果今天再新写一篇类似的论文，可能写得更好一些。但这个关于中国哲学的范畴问题则是我较早提出来并做了详细讨论的。第二篇《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和第三篇《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是讨论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的。在西方哲学史中许多大哲学家都讨论真善美问题，例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那么中国哲学家是否也讨论了真善美问题。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又可以说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家都讨论了真善美问题。在《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我提出中国哲学常以三个基本命题来表达他们对真善美的观点，这就是“天人合一”（讨论“真”的问题，即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知行合一”（讨论“善”的问题，即做人的根本道理）、“情景合一”（讨论“美”的问题，即审美境界的问题），而“知行合一”与“情景合一”这两个命题是由“天人合一”展开而对宇宙人生不同侧面的表述。在《再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一文中，我把中国哲学中的三大哲学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三大哲学家做了对比，借此说明孔子、老子、庄子真善美问题上的不同，同时也说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在确立了中国的基本命题之后，我在后面的几篇文章中讨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体系问题，由于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为基础，因此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都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体系，这和西方哲学（包括基督教哲学）以“外在超越”为特征很不相同。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也做了讨论。“内在超越”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中虽有认识论的意义，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因此，在中国哲学中“知”就不仅仅是“知识”的问题，而且是“良知”的问题（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知”必须“行”，中国哲学史中的哲学家大都有很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们的理想是“内圣外王”，“圣人”（即道德高超的人）最宜于作“王”（最高的统治者），这可以说是中国哲学的道德教化论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哲学。这个问题我在《论儒家的境界观》中做了讨论。在这篇大章中，我提出：“内圣外王”之论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即会走向泛道德主义和重“人治”轻“法治”的道路上。我认为“情景合一”不仅是中国“美学的基础”，而且是一种超越的人生境界。“美”的本质是什么？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的说明和解释，我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许可以说最根本的涵义是“和谐”。由“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构成了中国哲学中的“太和”观念，这些“和谐”都是体现了相对应的两方面的“和谐”。“情”和“景”的“合一”正是体现着相对应的两方面的合一。《“太和”观念对当今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只是讨论了儒家思想中的“和谐”问题，其实道家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同样讨论了“和谐”的问题，我曾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刊于《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讨论过，因和上面所说的那篇《“太和”观念对当今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有相当部分重复，所以本集就不再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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