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与“后现代”》和《在有墙与无墙之间——文化之间需要有墙吗？》两文都是1993年与欧洲学者讨论文化的会上发言整理而成的。前者对“现代”发展成“后现代”给了一种解释；后者从中国的一种思维方式来说明两种不同的传统文化之间相遇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误读”的意义。关于《读冯契同志〈智慧说三篇〉导论》，我曾于冯契同志八十岁生日时给他写过一封信，在信上我提到他在四五十年前写的《论智慧》一文，我对他说：你不仅应成为一位哲学史家，而且应成为一位哲学家，希望他继续顺着《论智慧》一文考虑的哲学问题做出新的哲学成果。后来看到他的《智慧说三篇导论》，深感他企图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西方分析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转识成智”结合起来，是一条探讨中国哲学今后发展的新路，这种尝试无疑是具有可贵的创造性的。特别是冯契同志十分重视中国哲学的“转识成智”，认为中国哲学的传统非常重视把“知识”化为“德性”，也就是说“知识”和人生境界分不开的，我认为这点非常重要。由于我一向认为，今后学术文化的发展，既不应再由西方文化统治世界，也不会出现一个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而应是东西文化的互补和相互吸收，而形成一种在全球意识观照下的多元发展的新局面。为此，我写了《“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说明：“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商谈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达到某种意义上的‘认同’的过程。这种‘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文化中寻找某种交汇点或者是可以互补的方面，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从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和《辨名析理——郭象注〈庄子〉的方法》等三篇可以说是对《郭象与魏晋玄学》的补充，其中后面一篇提出建立“中国解释学”的问题，或者是一研究中国学术文化应开拓的新领域。最后收入了《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所藏〈碛砂藏〉》《裴颅是否著有〈贵无论〉》《读〈世说新语〉札记》和《唐代功德使考》等四篇史料考证的文章，其中有些史料或将对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有些用处，故收入本集之中。
写于1997年12月1日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