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逐渐汇入了全球化进程之中。大众文化全面接收了精英文化的阵地，彻底改变了文化运行的逻辑和文化评判的标准。如果说以前我们也提倡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具有特别的意义；那么在当下大众文化的语境中，创作者与观众的关系则变成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消费者成了一种决定性的力量。当此大势，有人继续着反抗的姿态，靠西方电影节和海外市场活着；有人则转身太猛，完全背离了原来的坚持，为了票房，拍出了令人大跌眼镜的片子。
相比之下，冯小刚可能从来就不敢认为自己是个精英。在电视剧中赤膊打拼多年，早已将最寻常的观众亦奉为衣食父母。所以，冯小刚只认“故事”这个理，而且只以通俗剧的策略进行题材处理，好比是放下了身段，站在市井阡陌之中，嬉笑怒骂、煽情逗趣，接上了中国老百姓审美心理的地气。从中透露出了一个从底层滚打出来的聪明人，对自身特点和国情民意的清醒判断。当然，冯小刚也走过弯路，有时也会自以为是，但愿意倾听观众的反馈并以之校验行动的方向，使他能迅速扭转颓势，站上市场的潮头浪尖。因此，他是个特别容易特别善于向观众妥协的导演。
一个好看的故事再加社会良心
冯小刚的电影样式并不复杂，一喜一悲，构成了作品的两个序列。虽然日后他自己承认，当年选择喜剧更多地是冲着能为方方面面所接受，但他的幽默气质和对生活的领悟力还是不可遏制地借由喜剧井喷出来，给低迷的中国电影市场带来了一次次惊喜。喜剧为他拢聚了人气，树起了品牌，还为他赢得了第一个江湖诨名——“内地贺岁片之父”。彼时这位京城的平民子弟便已向世人证明了他不同凡响的电影禀赋：总能以一个别致又站得住脚的故事，打开繁冗生活的缺口，让观众于裂隙间洞见世事的冷暖；出色的台词功夫，往往三言两语就能拗出人物的性格，道出生活的本质；圆熟的结构技巧，事件的排布常常能和观看的兴趣点有效地缝合；高超的煽情手段，能叫人在笑声中流泪，泪光中微笑；并抵达老少皆宜，官、民“通吃”的高度。
他的喜剧虽被冠以贺岁片之名，但并未采取贺岁片惯常的应时应景的叙事策略，其实质乃是巧借贺岁市场登陆的一种软性“社会问题剧”。他利用了喜剧玩笑的方式，展览生活中的尴尬和不如意，没有什么攻击性和杀伤力,却有讽刺、揶揄的力量，是对现实生活认真把握、对现实问题认真思考后的巧妙抒怀。在中国内地快速变革的背景下,这种独特的贺岁片适时地成了排遣社会积怨、为普通人减压的银幕心理疗程；成了关怀民生、善意谏言的代表。所以，冯小刚的崛起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内地市场对一个档期的发现，背后其实有着远比娱乐消费需求更为迫切而深刻的社会矛盾的化解需求。
而冯小刚的悲剧说穿了就是“苦情戏”。这种以家庭伦理为题材，着笔于父母子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夫妻恋人之情的类型样式，自中国电影诞生之始，就成了每一代观众热烈追捧的银幕传奇。实际上，“苦情”的渊源可以上溯至唐、宋话本，也就是说，这种审美趣味在中国民间已经有着上千年的传承。它对应的是老百姓的“家国”观念、伦常德性和苦难意识，这些核心价值正是我们之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摆在每一代创作者面前的挑战则是，能不能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指点出它们造就性格、驱动时事、影响潮流的内在逻辑。平心而论，冯小刚的苦情戏比贺岁片拍得更好。这不仅因为悲剧往往比喜剧更能震撼人心；而且处理悲剧题材的难度更大，它对合理性、质感、煽情技巧的要求更高；再有一点，中国电影史上不乏苦情戏的力作，皆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紧密相扣的产物，如何找到符合当下时代气息的新意，还真不是件一般难度的事。
《一声叹息》其实花了冯小刚很大的心力，本来它有可能成为冯导的银幕处女作，当然，经过修改﹙甚至换了片名﹚，影片与前作还是有了很大的不同。《一声叹息》的故事和人物离冯小刚很近，也是中国开放以后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但首次触碰大银幕苦情戏的冯小刚显然还没有彻悟其中的门道，由于太近太熟悉，所以处理起来总怕“过火”，导致全片显得平淡、冷静，不够“猛”、不够“狠”，也就是在浓烈的情感和戏剧性上还用力不够。《夜宴》是一场家国同构的纷争，“猛”了“狠”了，可惜故事和人物离冯小刚远了。虽然搬来中外两部名作压阵，依然不足以填充影片苍白的叙事。而且在置换了名作的背景和风格之后，影片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物，更奢谈有什么现实意义。确实，导演的心思没在故事上，而在场景、动作、人物造型上。《夜宴》使冯小刚遭遇了从影以来前所未有的众声诟病，一定让他有过深切的反省。显然，跟风拍摄古装动作片绝非他的长项。如果说像他这样拥有超高人气的导演涉足大片领域是一种必然，那么是不是在时下的中国，大片就一定得朝大视觉﹙以视觉快感为主要诉求﹚的路子走才行？还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冯小刚给出了答案。《集结号》成了他的里程碑，也成了中国大片的里程碑﹙首次赢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重肯定﹚。《集结号》有着战争大片的外壳，内里则是一出“流落儿千里终归家”的苦情戏。故事和人物离冯小刚不远不近，恰是生活经验和想象力发生共谋的最佳距离。连长谷子地为自己和战友正名的历程曲折生动，本已是高度戏剧性的故事素材，但冯小刚老到地强化了主人公的两种寻找，即一个与大部队失散的战士，对自己隶属部队的寻找，其实是一种对集体的渴望，一种想“回家”的渴望。这种寻找多么像一个失散的孩子寻找自己的母亲和家庭。同样，谷子地对九连弟兄的寻找，又是母亲对失散孩子的苦苦寻觅。正是由于冯小刚把政治叙事、战争叙事置换成了母子伦理叙事，才更容易触动普通观众心灵深处柔软的部位。《集结号》对个体价值的同情与尊重，契合了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公民主体意识逐步抬头的潮流。人物性情中的顶真、诚信，又给所有观众指示了一种道德力量，引人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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