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刘统的《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奋斗纪实》（广西国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网络版）流露，张国焘之所以叛逃，是因为他受到了他信任的部下李特、黄超（李是西路军顾问长，黄是五军政委）等被害消息的刺激。李、黄被害的具体经过是：西路军余部达到新疆后，曾被请求做一个选择：“愿意去延安还是去苏联”，李先念等选择延安，而李特和黄超则选择去苏联。成果，李先念等人去了延安，李特和黄超则被机密杀害，罪名是“托派”。可怜李特的老母亲，11年后的1949年，在解放大军在其老家安徽霍邱渡江时，端条板凳，步行4公里，双手捧着“寻李特儿”的红布条，坐等三天三夜，直到大军过完才扫兴而归。
另据老红军陈湖生（又写作陈回生）揭穿，1938年后，某些返延安被集中审查的原西路军干部惨遭康生及其保卫机关机密杀害。高华认为，1938年的康生在没有得到明白的指令前，似乎还无胆量向红军干部动刀（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第十二章“革命向最高阶段发展：审干、反奸与抢救运动”）。
据张戎夫妇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181）记录，当时在延安的司马璐听到了这么一次对话，一位陕北干部说：“当四方面军从甘肃被国民党部队追得无路可走达到我们关中苏区的时候，我们首先很客气地接应他们，又举办欢迎会招待他们，然后缴下他们的兵器，……再把他们一批批一批批地骗到山沟里，把这些王八蛋龟孙子的四方面军都活埋了”。他正说的得意，听的人恼怒了，大声呵斥他：“同志，如果你们真的这么做，他们就错了……你们太过火了，我信任这绝不是党的命令”。讲故事的大声反驳：“什么，不是党的命令，是我们过火了？难道我个人和他们过不去？……咱们团长要我们这么干的，团长说是高岗同志的命令，高岗同志当然又是奉毛主席的命令。咱们只认得毛主席，毛主席叫咱干啥，咱就干啥”。
不同的命运还产生在西路军两位最高统帅徐向前和陈昌浩之间。论地位，徐陈两人并驾齐驱，一个是总指挥，一个是总政委；论名誉，两人在四方面军中也旗鼓相当，陈昌浩高大威猛，在战斗中屡屡身先士卒，颇得手下将士们爱戴。两人唯一重大的差别是，陈昌浩更紧跟张国焘，而徐向前则多少有些独立性。在长征中著名的“密电事件”中（1982年，徐向前慎重地对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有关人员说：“1935年9月接到张国焘要我们南下的电报后，我们最大的错误就是批准南下。至于张国焘是否发过要‘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我负义务地对你们说，我是没有看到过的”），徐向前说了一句“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避免了红一方面军明显处于不利地位的两军冲突。即便如此，徐向前也经过了一段很长的“观察期”，直到1939年中共北方局才给他做出了“徐向前是可以信任的”的“鉴定”。
相比而言，陈昌浩就远没那么荣幸了。1937年8月，陈昌浩终于回到延安，他被免去一切职务，接收了长达一年的审查。1939年8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右臂，陈昌浩又随行接收共产国际的审查。这期间，他曾当过采石工、消防队员，还参加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他曾多次给中共中央写信，请求回国革命，但始终未得到回复。直到1952年，才被容许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其后长期在中央编译局工作。
出于战友谊义，1950年代，徐向前曾邀请陈昌浩夫妇和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老同志在自己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显得很是落魄，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部长们一一握手，表现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文化大革命开端后，因在历史上“反对毛主席”，陈昌浩自然“罪孽深重”，无休无止地被红卫兵们揪斗。妻子格兰娜被迫与他离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1967年7月30日，陈昌浩看到彭德怀被从西南三线揪回北京游街示众，陷入极大的宏勇敢怯中。当晚，61岁的他吞下大把的安息药，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令他苦楚不堪的世界。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