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异质性不等于“中国立场”
如果“中国立场”强调的是文化差别，强调文化异质性对个人写作的丰富的话，我倒有部分的认同，但它和“中国立场”就没大的关联了，它本质上是对文学发明性的确定——哪一个作家，不盼望自己能够摆脱影响的焦虑，建立自己的奇特征？对地区性的依存是他借以摆脱这一焦虑的方法之一，只是之一(作家所处时代、性别、个人性格、生活经历和想象空间，都可作为摆脱影响焦虑、建立奇特的条件)，而且它也不是核心性的。地区差别(扩大为国家差别)并不能保障小说的成功，假设它不具备我们对小说的共通审美请求的话。就是在德国，君特·格拉斯也不同于伯尔，不同于西格弗里德·伦茨，不同于托马斯·曼和尤迪特·海尔曼，是的，他和任何一个德国作家都不同；在我的浏览中，不因他是德国作家就应用一套所谓的德国立场来评判他的小说，我根据的，是我在大批浏览中建立起的审美经验，这一经验对任何文学都实用。我承认，君特·格拉斯生在德国还是波兰不太影响我对他小说的断定，他生在美国生在日本甚至生在中国我都会应用同一标准，只是，他生在中国可能会让我生出更多的骄傲来，但这一骄傲也不会带入到小说的断定中。
陈教授说：“我们没有(西方)这样的浪漫主义文化基础，我们永远无法生长出浪漫主义传统下形成的西方现代小说艺术。这就是为什么直至今天，一写到城市，我们的文学就力不从心，要么空洞，要么虚伪，但我们在乡土叙事一路却有独到之处。”谬矣，大谬。在旧中国，我们也没有乒乓球的文化基础，没有跳水、体操的文化基础，它们是舶来的，就像舶来的玉米、辣椒一样生出了根，成为了“我们的”，更“我们的”，“永远无法”的断定如何得来？至于把“一写到城市，我们的文学就力不从心，要么空洞，要么虚伪”的关键归于我们应用了西方标准，归于我们“永远无法”，则属于头痛开出了脚气的药方，鞍子套到了马头上。
至于“经验差别”，我想它也不必过多强调，更谈不到什么“中国立场”，卡夫卡的写作确定有他的与众不同的“经验差别”，我们注意到他，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他说出了他所在国家、民族或时代生活中的外部特点，而是他在对于全部人类精力细微处的深入勘察，这种勘察与我们的精力细微处有着共鸣和对接。东方和西方的经验差别我们在大江健三郎、奥尔罕·帕慕克，以及鲁迅、阿来等人的写作中得以确认，我认为这确是对小说精力的重要丰富，不过对这种丰富性的体认是建立在一个文学的“世界公约”的基础上的，我们不曾因为鲁迅、阿来是中国人而下降或修正我们的艺术标准。
-因为咱“得分”低，就得修正“评分”标准吗？
可能，“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干获得价值呢？”才是“中国立场”提出的要害所在。也就是说，我们意图控制评判权，用“我们的”标准来评判；也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唱盛唱衰也可获得某种自如，多少方便了“信口雌黄”。是的，某些汉学家的评判对中国文学的确有失公允，顾彬的审美断定多少有些陈腐滞后；而某种文字之妙也确是不可译的，它在译出的时候会遭遇减损；我想我也必须承认，西方在“认知”东方和东方在“认知”西方的热情、兴趣上存在不对等，他们小有某种狂妄与偏见——但这只是在所谓的“影响”上，而不是在文学标准上的。我们因为“影响”上的不足而去动摇标准使其适应我们的自娱，算不算是一种自欺欺人？我在想，如按此逻辑，凡是陈教授没注意到的作家，是不是也可用“某某立场”自娱，“何以只能让陈晓明评判才干获得价值呢？”……事实上，这种阿Q式的精力成功在中国文学中从来就不缺乏。
按国家体育总局足管中心韦迪主任的说法，中国足球是一种举国体制下的足球运动，它确定与西方的或同在东方的日本、韩国不同。就是日本、韩国，他们的足球也明显与西班牙、德国不同，尽管其中包含着学习和被学习的成分。我们当然确定这种差别的存在。但，我们的足球是否也需要一个“中国立场”，不顾越位、进球、犯规和上场人数等“西方”规矩？我想尊重的韦迪主任不会这样干。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