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记者来到云南大理古城墙“龙首关”，因扩建国道214线被挖断的南城墙、西城墙的缺口赫然在目，城墙下是考古发掘现场。这一段的道路施工工程已经结束，四周一片安静，远处偶尔有施工的卡车开过。爬上“龙首关”城墙极目远眺，蓝天白云下，是蓝色的洱海、绿色的田园和白色民居。
4月19日本报报道《云南大理为修公路拆毁唐代古城墙》，使鲜为人知的大理州级文物保护单位“龙首关”申明鹊起，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大理州、市两级党委政府迅速介入，叫停了工程，对事故原因进行深入调查，并对此次文物损坏事件进行了处理（见本报5月19日《云南大理通报“毁城墙”事件处理成果市长公开道歉》）。目前，大理市委、市政府痛定思痛，将建设龙首关遗址公园，并让当地群众受惠于遗产保护。
就在“龙首关”被毁事件曝光前的一个月，即3月19日下午，大理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巍宝山乡大箐村委会后新村箐内产生火灾，由于火势过大，致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斗姥阁部分建筑烧毁。大理州委、州政府责成巍山县对相干义务单位和15名义务人进行了问责。对于这次事故，随后来此考核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严正地指出：“这不是天灾，而要看作是一种人祸。”
“龙首关”被毁、斗姥阁被烧、大理“情人湖”被填，一系列事件，使大理在短期内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然而，在中国青年报“太姥山·2010中国青年爱好的旅游目标地”推介运动中，截至7月1日，在旅游城市排行榜上，大理名列第六，而大理市的剑川县则名列第三。大理的文化魅力，使她仍然成为不少人最憧憬和爱好的旅游目标地。
大理一直是云南省的文化大州，被誉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多元文化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精力家园”。剑川海门口文化遗址入选了2008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明”。
大理古城在科学计划，改革提升后，保护和恢复了文庙、武庙、测验院、教堂、古院落及兵马大元帅府等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引入市场化机制，投入2．3亿元恢复重建的建筑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的崇圣寺，再现了南诏大理国时代的“灵鹫山圣地，妙香国佛都”的胜境。巍宝山道观建筑群也得到保护性恢复建设，彰显了南诏文化和道教文化的特点。大理还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合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打造了剑川寺登街。现该项目已被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基金会颁布为“世界濒危建筑遗产”。
“文化一直是大理最重要的核心竞争优势，文化遗产是大理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资本。”大理州委书记刘明在接收记者采访时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祖先留下的遗产已经越来越关注。怎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刘明说，“龙首关”被毁等事件裸露出部分领导对“文化遗产保护也是政绩”的认识不足，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足。“破旧立新”成为一些处所开发建设的导向。毁真古董，建假古董，开发代替了保护，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已经名存实亡。
反思“龙首关”被毁事件的产生，刘明认为这与计划不清、定位不明的保护方法有很大关系。文化遗产的保护目前还基础停留在单点保护的阶段上，认为保护文化遗产就是打个围墙，立个护碑，就算达到目标了。由于缺乏有效的计划，导致部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畴越来越小。有的由于缺乏投入，已经破败不堪、杂草丛生，在凄风冷雨中渐渐被人遗忘。“‘佛图寺塔’被村蚕食，‘大唐天宝战士冢’被城市包围，古城墙迷失在荆棘中。‘龙首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了损坏。”他说，“这起事件也阐明，对文物和文化遗产如果没有一个明白的计划定位，当建设发展与文物保护产生抵触时，损坏和损毁就难以避免。”
尽管大理州文化遗产内容丰富、数量众多，但由于缺乏科学系统的保护计划，仍处于被动保护、单一保护和静态保护的状态，一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步，特别是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农村，民族和区域文化特点正迅速消散，许多传统技巧和民间艺术后继乏人，濒临灭绝。一些文物基础设施简陋，保存条件差，自然损毁严重，由于经费紧缺、投入不足，大批文物维修任务难以完成。应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方法对文化遗产进行记录、收拾和展现的程度不高。大理州许多文化遗产极具文化和科学价值，拥有知识产权和品牌效应，有宏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但是目前由于缺乏科学利用的机制，重申报、轻管理，重保护、轻利用，一大批文化遗产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掘，大批的文化遗产资源没有转化为旅游和人文教导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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