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粤语”是场虚构的战斗
日常语言的工具属性，强于其文化属性。现代大都市，应当有保持本土语言和习俗的自负，也必须有宽容和接纳普通话以及其他方言的胸怀
日前，广州市政协建议广州电视台某一频道，在特定时段改用普通话播消息。一则尚不具有法律效率的建议，却引来媒体、市民强烈反应，甚至有“粤语沦陷”、“广州人面临集体失忆”之说。
推广普通话还是“保卫”方言，实际上并不是“非此即彼”。按我国语言计划理论奠基人周有光先生的说法，推广普通话，是要实现“语文现代化”，普及现代共同语。而“保卫”方言，是保持地区文化生态和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手段，背后是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既求共性、也存个性，两个目标相得益彰。
中国历来就是官话与方言并行不悖。前者供给规范，后者供给语料，向来都能互补与融合。从现实状态看，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只强调在国家机关、教导、出版等范畴提倡应用普通话，而不是“唯普通话独尊”。
应当说，国家宏观政策和法规层面，比较妥当地处理了普通话与方言之间的关系。如果硬生生将普通话与方言的有机接洽割裂，难免得出“推广普通话就要‘保卫’方言”的结论。
如果把语言问题放入城市化加速、社会转型的背景中考核，或允许以看得更为客观、清楚。
社会流动日益加强，大城市一般都有“移民城市”的特点，语言必定要承担交换功效。同时，如上海、广州、武汉这样有着长久历史的商业型城市，本已形成浓重的地区文化气氛，方言可说承载着文化特质，也承载着地区优越感。方言的论争，正产生于这样一种碰撞、交换与融合的大背景。
周有光曾说，许多大城市人口猛增、五方杂处，正在产生“大都会话”的演变，需要以普通话为日常用语。既有“埋单”、“淡定”这样亲昵可爱的方言，也有“简直”、“美丽”这样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在彼此渗透中扬弃、强化和新生，这样的“大都会话”，可能正是未来城市的语言。
对于处所文化，也大可不必忧虑。以岭南文化为例，它的特点可能恰恰就是开放和多元。不说历史上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的融合，单是开埠数百年来，外来文化、语言“渗透”良多，未见岭南文化式微，反而贡献出“打的”、“泊车”这样别有韵味的新词。或许正如法国作家雨果说：语言和太阳都不会停住的，到了语言固定的一天，它就逝世了。
况且，日常语言的工具属性，强于其文化属性，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应当也必须有一种文化上的自负与胸怀。这种胸怀，既包含对本土语言和习俗的选择和保持，也包含对普通话，以及其他方言的宽容和接纳。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化保护，正是在不断吐故纳新中，走向创新繁荣，而不是囿于一隅，自说自话。
归根结底，在语言问题上，我们需要在法律和习俗之间、在流动与坚守之间，取得一种平衡、保持一份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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