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一千五百多年以上的中国研究史，是与日本文化的开创和发展紧密接洽的。尤其是在近代以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完整抛开中国学术史，便没有完整的日本学术史可言。但是，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研究中国的目标、方法和态度产生了彻底的变更。尽管中国传统的考据学、文献学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与西方学术同时也与本土固有文化研究建立的接洽，远比与中国同时学术的接洽敏感，紧密而又坚固。不论如何，从古至今，日本学界产生了众多研究中国的大学问家和名文名著。
在世界文化走出各自分割历史阶段的今天，国外中国学与中国的国学共同的构成世界的中国观，而又各属不同的学术系统，施展着不同的文化功效。对于我们的国学来说，国外的中国学可以说是不宜回避的“他者”，日本的中国学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进一步说，日本中国学除了具有其他国家中国学的共性之外，还有一些特别性。例如，由于许多业已散佚的中国文献通过抄本或者刻本保存在日本，使得日本成为域外最重要的中国文献材料之一，又比如日本拥有传统的浏览和训释中国文学的特别手段等等，这给中国文献的传播和解读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同时，由于中日两国学术交换源远流长，日本中国学与日本研究的关系特别紧密，也使得它在考据和比较研究这方面，有着更多的资源和课题。
日本学人重实闻亲见，不带空谈，擅长细读研究。他们在某些范畴，例如中国宗教文化，敦煌文学以及中国戏曲小说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曾给中国学人以启发。日本从奈良、平安时代起逐渐形成一些接收中国文学的热门，如《文选》、《唐诗选》等，对这些作品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和成果。对中国学者的研究有着互补互鉴的作用。这些都使得中国学者对日本中国学报以热眼。对于中国学人来说，通过这些材料能让我们懂得日本文化，认识日本人，解读日本人的中国观。或许也不失为一条道路。同时，我们对日本社会文化看的越透彻，就可能对日本中国学研究得更为深入。
国际文化交换发展到今天，在人们对接收外来文化倾注着空前热情的时代，面对别种文化发出自己的声音就显出更大的必要性。这种声音，不是自说自话，而要有往有复。因而，加强对国际中国学的研究，必定会与我们的“中国学”走向世界相接洽。在这一方面，日本学界可谓先行一步。
读书或可睹人，或可睹事，推动学术交换，化解曲解误读，减少文化摩擦，出书读书与人员交换对话，是有力的两翼。我们浏览日本中国学著述的时候，如果不只停留在听他们陈述什么，而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那样说和同时代中国本土研究有哪些不同，那么，这些材料就可能演变为我们拓展本土文化研究和外国文化研究两大范畴更偶用的思想资源。对于收藏在日本的中国文献，日本学者已经对文本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我国学者却常因为无法与原件谋面而深感遗憾。
日本中国学界近年来的一些变更，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努力的积极成果，中国学由于有了这些与日本真正相干的问题意识，正是在将中国学成为外国学的时候，恰恰使中国学成了与日本有关联的学问。日本人审视中国的同时，也在成绩着自身，用一种敬佩的眼光看待日本的中国文化，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文化是独立的，总是需要交换才干融通，即使是融通，因为文化修养和懂得的不同，文化还是有差别的。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