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民币升值的必定性。中国的竞争力是体现在出口的70个月的持续顺差。全部经济的竞争力体现在进出口总额的大幅增加，而相对的外汇储备的巨量是阶段竞争力较强的体现。所以，国民币的升值是必定。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国际商贸的总体趋势是寻求双边贸易的整体平衡，逆差的贸易国请求国民币升值既是双边贸易的规矩使然，又是长期的政治使然。这个短期是经济问题，长期是政治问题。不管因为升值问题所带来的出口负面影响如何，升值的趋势是成立的，是必须的。反对升值是置国际商贸的规矩和政治原理和现状而不顾，这个是保守的，是固执的，也是不明智的。如果不妥当处理好这个问题，后续会演变的贸易战会愈演愈烈，甚至会升级为政治对峙。
2.国民币升值的空间。国民币升值的空间必须考核贸易逆差的基本。这个基础和贸易逆差的持续性以及因在贸易逆差中获得的利益大小决定升值的空间，大小以及升值的拐点。中国的竞争力的核心在劳动力的成本而不是创新力的优势。劳动力的成本低廉是中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在这个逆差中中国最大的获益点是解决了中国人的大面积就业和温饱，当然也使中国整体购置力也获得提升。注意这个与当年日本的升值和竞争力是有本质的差别的。也就是说，以劳动力低廉为基础的贸易逆差与当年日本以输出科技及自主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宏大贸易逆差是有本质上的差别。两者的收益空间不一样，可持续性也不一样。所以对于两个国家本币升值的空间和政治经济的压力都不一样，升值后的影响也不一样。如此得出结论：国民币升值的空间是有限的。而且是极为有限，最多在20％以内。
3.国民币升值的节奏。国民币升值的空间大小和节奏的快慢是根据中国的产业蒙受度以及转型升级的完成程度来决定的。当升值的大小和节奏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健康发展的时候，国民币过快幅度过大就是政治问题。中国的产业初级，出口利润空间狭窄。一步到位就会摧毁全部产业基础。又因为行业的不平衡和集中度不高，所以这个就需要整合行业，调剂各个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提升行业内涵式竞争力的措施和基础时间。所以政府就必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措施和时间表来领导行业和全部经济的发展方向和节奏。当科技没有新的突破之前，从国际经济趋势来看，基础产业对于各国的就业和长期购置力而言在当下就是重点，所以国民币升值的压力对于中国就很大。但是基于我国的经济层级和现状，就不可能让国民币升值过快。这个是本国经济的初级化和人口压力的现状使然。结论：无论外面压力如何，国民币升值的节奏是缓慢的，也必须缓慢，如果过快升值就是国家战略的错误。
4.国民币升值抵触的主导权。升值抵触的主导权在于国家意志和国家防卫。当抵触激化到政治层级的时候，国家利益是首选，是最高利益。而确保国家利益的机器就会开动。日元的快速和大幅升值的基本原因一是因为竞争力的基础在于科技，二是国家的非正常化。前者不用多谈，后者才是重点。日本因为二战以后实际上是美国的附庸国。部队不正常化，国家不正常化。说白了，他的国家机器在对外上没有保护国家最高利益的才能。所以他在日元升值的主导地位上是不够完整的。单从国家主权的问题上而言是没有主导权的。而中国的问题就不一样。国家是完整的，主权是独立的。尽管有台湾，西藏，新疆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国家的部队和行政是基础完整的，同时，作为中国虽然是最大的出口国，但又是高科技的最大花费国。这个是双边的。也就是说，世界需要这个大市场。长远来讲，中国经济又必须是世界需要呵护的市场。所以。国民币升值的主导权在中国自己是有充分条件的。如果中国将这个主导权置之不用，这个无论是短期和长期都是错误的。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