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雷峰塔》是在同鲁迅对话吗？或者说一个女性作家同一位盘踞20世纪中国文学主导地位的男性对话。
王德威：1924年雷峰塔倒掉，鲁迅写《论雷峰塔的倒掉》，也就在这一年，张爱玲母亲离开父亲去欧洲。这绝对是跟鲁迅对话。胡兰成自认为是《易经》专家，张爱玲写自己的易经。这两本书从书名上看绝对是对两个男人的挑衅。她在《易经》里第一次流露了当年她如何从香港回到上海。战斗期间，张爱玲在香港流浪了几个月，那时她是怎么活下去的？她怎么回到上海？《烬余录》写了一些，《易经》第一次仔细告诉我们，她施展了奇怪的上海人智慧，她看到医院顶头上司的错误以此为把柄要挟上司，上司为她买了票回到上海，她的同学也沾光回来，这艘船是日本特许的上海难民船，里面有梅兰芳。日后回头，张爱玲是有些沾沾自喜的。《易经》又与《倾城之恋》做了呼应。在《倾城之恋》里千万人逝世去，促成了一对平庸世俗的男女，《易经》里千万人逝世去，成全了一位少女作家。这个少女回到了上海，成为那个张爱玲。好像冥冥之中，香港的陷落在成全张爱玲这个作家一样。所以《易经》与《倾城之恋》是平行的。
东方早报：《小团圆》并不为张迷所认同，从《小团圆》、《易经》和《雷峰塔》看，她似乎在有意避开读者，是这样吗？
王德威：她在写《易经》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写《小团圆》，但越写越长，最后没措施，《易经》一分为二，上半部《雷峰塔》下半部《易经》。《小团圆》出来后，很多人表现扫兴。这部小说是张爱玲花了40年写的，她离开香港后就开端写，直到过世也没写完，因为她不断改写。套用萨义德的“晚期作风”，到了晚期，她超出到另一个境界，更老辣，这绝对是生命书写的标记。
《小团圆》要读进去的话，是需要筹备的，尤其是家史部分，“四大家族”确定跟《红楼梦》有关。此外必定要读《海上花列传》，读了《海上花列传》，你再去读《小团圆》中胡兰成出场前的部分，就会豁然豁达。前面一百页，我可以想象是她一边翻译《海上花列传》一边写的，你突然就懂得了，张爱玲在跟谁对话，她是在跟韩邦庆想象的读者对话。但在《海上花列传》翻译完后，张爱玲也不无讽刺地说，“张爱玲五详《红楼梦》，看官们三弃《海上花》”，她预期到，她的《海上花》翻译本仍然不为读者所器重。从这个意义上，她预期《小团圆》也不是为张迷所爱好的作品。
此外，晚年的张爱玲对张迷和张派作者，也会感到是挺好玩的事情。她写《小团圆》是对胡兰成的挑衅，也是对张迷和张派作者的挑衅：你们爱好我的华丽加苍凉，我就没有这些，你们爱好我的“传奇”，我也没有；你们爱好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描写，那我就写个跟胡兰成不一样的。她其实是在自我解构、自我解谜、主动“祛魅”。但是我们读者拒绝“祛魅”，从而造成浏览上的落差。
“但愿大家不要找到我”
东方早报：从《小团圆》到《易经》、《雷峰塔》，有不少批评说张爱玲到了美国后的40年是在炒冷饭，是江郎才尽的表现，你怎么看？
王德威：要把张爱玲创作放在更广阔的脉络里看。在《小团圆》、《易经》和《雷峰塔》呈现前，张爱玲的创作生活有一个空白期，现在这些作品的呈现和出版补充了这个空白。我们终于懂得张爱玲的写作是一生的工作，是真正的生命写作。同样的题材，她不停地在写。像最早期的1938年她第一篇用英文创作的散文《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写的是自己小时候的事情，然后到《私语》、《易经》、《雷峰塔》、《小团圆》、《对照记》，从头到尾，她不断重写个人经历。有人说，这是张爱玲炒冷饭。但重写本身就是另外一种叙述学和审美意义。
东方早报：很多人偏向于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明张爱玲为何不断重写家族和个人经历，包含童年创伤。
王德威：我曾试图用了好几种关于重复激动的理论，第一个理论当然是弗洛伊德的，还有其他一些。后来感到，在张爱玲身上用这些理论来说明似乎太容易了。我们换个语境，在中国传统的叙事学中，重现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张爱玲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曹雪芹是张爱玲毕生崇拜的偶像，我们知道《红楼梦》不是一次写完的，照曹雪芹自己的话讲，就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所以重复的问题，在中国的写作里面是有个脉络的，这个意义上讲，也许张爱玲有不同的寄托。老是用童年创伤来说明这一写作行动，太简略了。不断的回旋和重复还渗入到她其他作品中，她好像不断提示你“我在重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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