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你的《落地的麦子不逝世》中第一句就是，“严格来说，1950年代中期张爱玲已写完她最好的作品。”现在是否要修正这一观点了？
王德威：现在我改正。你现在看到了这么多的材料，发明她到美国后还在不断写。从1955年她到美国到她1995年逝世的40年间，她其实是很勤恳的作者和读者，她不断修订以前的东西。但是她选择不发表。这个不发表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最现实的，就是没处所发表。她的英语作品不受西方出版者的器重。另外，她翻译好了《海上花列传》，但她却故意告诉别人她丢了。其实没有丢。还有《小团圆》，她考虑再三，最后在宋淇的劝告下没发表。在20世纪的创作观念里，你写了以后必定要挂名出版，得到读者青睐。但她没有这么做。再回到中国传统的叙事学理念中，曹雪芹也没有发表《红楼梦》，张爱玲在晚年五详《红楼梦》过程中，可能突然懂得到，创作的意义并不必定在于发表。归根结底，对她而言什么是创作？创作必定要推陈出新吗？创作难道不可以注释吗？翻译呢？——她把《海上花列传》改成了普通话，然后又改成英文。
张爱玲年轻时说：“成名要趁早。”可是后40年，她的意思是，“但愿大家不要找到我”——不断重写，写了又不给别人看。接洽到全部20世纪中国文学，她完整代表了另外一种书写方法。所以责备宋淇夫妇阻碍了张爱玲作品的发表甚至写作，这样的说明和责备太简略了，外在的原因总是太容易附会。她不断“详”《红楼梦》，她可能体悟到了世间的不同境界。
她早了50年
东方早报：张爱玲已经逝世15年了，可读者对张爱玲的热衷度其实没有削弱。
王德威：我感到是变本加厉。原因当然有很多，首先与出版公司和张爱玲遗产履行人某种策略性运作有关，吊你胃口嘛——东西还有。但另外张爱玲现象，从世纪末一直延续到“创世纪”，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另外一种文学偶像的花费，跟城市文化的兴起绝对有关。前面几十年是鲁迅式的历史，张爱玲的崛起还与大陆文化气氛和历史感到结构有关。大家感到，她处理的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后社会主义里大历史不再安排我们生活的时候，琐碎历史的呈现，都增进了张爱玲现象。
东方早报：从某种程度上讲，张爱玲写作是超出她写作年代的时代性的。
王德威：我曾经在《秧歌》和《怨女》的英文版序里说过，她好像早了50年。她在1940年代就写了末世观念，等到真正到了1990年代张爱玲的逝世，我们反而感到她魂兮归来，因为她在世的时候我们感到她神龙见首不见尾，而等她离开我们的时候却感到她回来了，无比的亲切。
东方早报：20世纪家族写实传统里，都是男性在宏大叙事，张爱玲似乎在做一个“反动”。
王德威：没错。我一点点写，每次重复写都有新东西，每次也都有扭曲本来你认为是真的东西。如果传统的家族史是由男性建构的，大历史是由官方建构的，那我不断书写改写，女性的声音不断发出来。更好玩的是，《易经》和《雷峰塔》还要用英文写，写了你们也看不懂。
东方早报：其实无论在台湾还是大陆，张爱玲都曾遇到过政治身份问题，但她本人其实并没有参与到时代政治中，你怎么看她身上的政治性？
王德威：我感到也无可奈何，她必须承担她身上的政治符号。她自己有某一种程度的政治自觉，她出生于政治家族，本身就充满了生活政治，所以有政治性的直觉。她后来选择离开上海，有政治自觉在里面。政治是她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那种革命意义上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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