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91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来，我现在想起来呀，我这十多年的时间恰恰是北京变更最大的时候。我是18岁的时候来到北京。其实我当时知道这个二环路是拆城墙拆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心中最大一个念头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来征求我的批准，我那时候还没有生下来呢。为什么没有征求我的批准，我就会来问这个事情，其实想想这是蛮笨拙的问题，你那会儿哪有，还不在这个世界上。当后来我读到英国古建筑保护先驱威廉.莫里斯有一句话，他说这些建筑决不仅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他们曾经属于我们祖先，也将属于我们的后代，除非我们把它摧毁，或使它变成假货。我们没有权利任意地处理它，我们只是后人的托管者。我想这句话使我找到答案，我那一刻我为什么会这样来问，所以有时候我也想，我们这一代托管人，我们也要尽职，我感到这是个道德问题。
那么这十年我在当记者来做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北京城变更最激烈这么一个十多年。可以说这20多年的变更，可能要比那会儿拆城墙的时候变更还要大。我以前老是感到城墙拆完了这城就没了，后来我有一次是采访了贝聿铭先生，贝先生就跟我说我1978年来北京的时候，北京城还好好的。我当时一听怎么会还好好的呢，城墙都没有了。但仔细一想，他说的有道理，那会儿也就是城墙没了，也就是被“扒了一层皮”，里面那些胡同、四合院都还在。所以贝先生那一次，他带了一个美国建筑师代表团到景山去看，贝先生看了之后就很激动，因为全部古城那个气势还在，从景山上看这个城市完整是一片绿海，我说就是在树林里面“种房子”，这个城市只有几种彩色，绿海下面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然后中轴线上金红二色，就这么几种彩色，就这么几种建筑材料，它就如此激动人心，贝先生看了之后就转过身来，就给那些美国建筑师同行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贝先生已经是美籍华裔了，他还说我是个中国人。但后来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说，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拆得太多了，四合院、胡同应当成片成片地保存，应当这样子，就很苦楚。
后来，在苏州有一次会上，贝聿铭先生和吴良镛，还有周干峙好几个院士谈一个建筑方面问题，也就谈到北京的建筑问题的时候，我在边上听着，贝聿铭先生就说了一句话，说北京的建筑问题我搞不明白，我是个外国人，我说不明白。所以我在那儿听着，真是心中滋味特别复杂。所以我就感到，这又使我想到刚才我讲的那个问题，这是一个我们要把它传给我们的后人的问题。
那么现在北京城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北京古城它的面积是62.5个平方公里，北京的计划市区1040个平方公里，那么北京古城在这里面只占计划市区面积的6％，就这么一点点，6％。那现在呢，这6％这里面还剩多少面积呢，62.5个平方公里这里面被拆改的已经超过一半了，风貌还比较完整、成片还能够看出来的不到15个平方公里，还包含了公园、水面这些。所以我就感到在这个时候我们这一代人应当容忍了吧，那么反过火来我这十多年一直在驱使我来调查这段历史，最大的动力就是现实当中我遇到的各种抵触，比如说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还有各种各样城市拆迁过程当中的抵触。
后来我就怎么说呢，我就有一天突然就看到这么一张图。这是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在1950年做了这么一个图。大家看得很明白，图的左侧：公主坟和月坛之间是一个中央国民政府的行政中心区，右侧大家看得到就是旧城。当时在1949年，定都北京之后，这个城市该怎么发展，其中遇到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央的行政区应当摆在什么处所。当时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做一个“梁陈计划”，就说应当摆在西边，不要摆到老城里面去。当时他们遇到一个很大的挑衅，重要是苏联专家就反对这个事情。苏联专家就认为，因为莫斯科在三十年代也搞了一个城市计划的国际招标，也有人说把莫斯科古城完整地留下来，把新的这些功效摆到外面去，这遭到了斯大林的批评，所以说，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尤其他们还举出来说，没有那么多钱来盖这个东西，因为再发展新区的话，你还要为它配套50％投资的这么一种配套设施，而老城里面有这些东西，于是这个计划由于种种原因被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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