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贪官的成长道路上，这条发展轨迹是非常清楚的。
原陕西神木副县长高小明，受贿241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2年。他在懊悔书中说，面对投资宏大的工程，我开端忘乎所以，大小事都由自己把持，失去了把持，一发而不可收拾，我对于送礼的人，由开端的拒绝接收到后来的来者不拒。
从2002年开端，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感到仕途上发展余地不大，逐渐放松对自己的请求，收受贿赂呈直线上升趋势，最终达到518万多元。
文强在悔过书中写道，十多年来一直担负副局长，总感到自己业务熟、有才能、付出多、成绩大。尤其是看到很多人不如自己，却纷纷受到提拔和重用，甚至担负比自己更高的职务，产生了不满情感。既然升官不成，就开端乱用权利，直至无法无天，“在重庆没人敢动”
这三个阶段有可能相互交叉。如果监督不力，由公权私有到权利滥用，由权利滥用再到腐败堕落，其实都只有一步之遥。因此，紧紧抓住公权私有意识，在官员进入腐败的第一阶段就大动手术，乃是根治腐败的要害和最佳突破口。
公权私有意识的三大起源中，制度因素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与现实相比较，历史显得很飘渺。与制度相比较，个人显得很脆弱、很无奈，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利他的一面。一个完善的制度，能够将利他的一面发扬光大，将利己的一面限制在合理范畴内。此时，人们有足够的动机，抵抗强盛的诱惑。一个有缺点的制度，克制了利他的一面，放荡了利己的一面。此时，普通人缺乏足够的动机，难以抵抗外界的诱惑。近期中央办公厅发布的接连四个“措施”，构成了事前报告、事后评议、离任检查、违规失责追究的党政领导干部提拔任用监督系统，这就为打消公权私有意识供给了提拔用人方面的制度基础。
我们不但要改良和完善干部制度，并使之得到切实履行，还要把公权私有意识作为靶子，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教导，铲除公权私有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更加重要的，是建立一套预警机制，根据公权私有表现出来的蛛丝马迹，把贪官一举歼灭在萌芽阶段！
官员的公权私有意识茁壮成长时，有很多迹象可寻，坦然接收非物质贿赂就是一个重要标记。这种贿赂包含女色诱惑、帮官员发表论文、安排出国旅游、供给职务升迁信息、长期出借住房和汽车等；为官员子女介绍职业、提职晋级、调换工作、安排出国留学等。这种贿赂打着“人情”牌，为金钱贿赂扫清障碍、探明方向，使官员于忘乎所以中淡忘了党纪国法。倘若缭绕着官员的此类事情多了起来，表明他已经让公权转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要想消灭可能呈现的新贪官，这是出手抢救的最佳机会了，应当及时提示他，让他苏醒苏醒头脑。如果等到滥用权利阶段再去禁止官员，如同拦阻一匹狂奔的野马，就连野马自身也不知道怎样才干放慢脚步。如果等到腐败堕落阶段再去惩治官员，如同火灾之后再去救火，丧失已经造成，于政府、于百姓、于官员，面临的都是一场灾害、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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