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是由国民授予的，本来是用于为大众,服务、谋取公共利益的。但在很多官员心目中，公权是私人所有的，如同私人宅院、私人存款，是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安排，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利益的。办案民警披露过文强的特点，“他不在乎收了多少钱，而是在收钱过程中享受到权利带来的高兴。他记不得多少人给了他钱，但谁没有给他钱，他必定记得住！”这表明，对于文强来说，金钱仅仅是一个符号，是对权利私有的验证：标记着权利确为个人私有，标记着权利确为个人带来满足，标记着权利私有确实得到他人的认同。
公权私有意识起源于何处？它有着历史、制度、个人等三大起源。
就历史而言，公权私有意识起源于几千年的封建独裁。中国风行“清官情结”。何谓清官？清官指操行高洁的官员。何谓贪官？贪官指贪婪成性的官员。为什么在百姓看来，个人操行上的差别，会导致官员行动泾渭分明？原因在于，百姓广泛认为，权利是属于个人私有的，它必定因官员的操行而产生变更，官员操行好则权利有利于民，官员操行差则权利有害于民。
就制度而言，公权私有意识起源于干部制度的不完善。
在提拔制度上，个人色彩过于浓重，无法体现出权利是由国民赋予的。官员受到提拔，基础上与百姓无关，而是看上级领导是否赏识，是否定可了你的虔诚。组织部门的调查显示，上级领导指定人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任人唯亲、封官许愿，是选人用人不正之风的三大突出表现。
在考核制度上，个人色彩也过于浓重。一个部门的政绩，往往归功于官员个人。一个部门的义务，却不用任何人来承担。政绩本由众人发明，功劳却被记到少数官员的帐上。换言之，本属公有的政绩，无形中转变为私人所有，为官员个人带来很多利益，如尊重、颂扬和更大的权利。于是，才会有很多急功近利、不计成本、不顾成果的“政绩工程”呈现。为了政绩，少数官员强拆民房，不管百姓逝世活；为了政绩，少数官员殴打上访群众，不管是否触犯法律；为了政绩，少数官员不惜挪用扶贫款项，用于建设豪华的办公大楼。
在管理制度上，权利的应用范畴没有作出明白界定，权利没有受到有效监督。权利的界定和监督，常常来自上级领导的个人意志，这就使管理制度也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有了对上级的虔诚，是否侵犯百姓利益就不必计较了。
就个人而言，公权私有意识起源于人的本性。人都有利己的一面。一般而言，人们都偏向于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权利意味着尊重、名誉和地位，意味着可以安排更多的资源，官员自然会将权利与个人接洽在一起，感到到权利是属于个人私有的。官员周围的人深知权利的作用，想利用它谋取一己之利，不惜逢迎、吹捧、送礼，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官员的公权私有意识。近年来腐败越演越烈，是与公权私有意识深入人心密切相干的。这种深入人心，不仅是对官员而言，而且是对百姓而言。百姓于潜意识中广泛认可，公权属于官员私有，是官员可以自由安排的。如果个人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是可以通过非正常道路，用贿赂官员的方法达到目标的。行贿的日渐猖狂，就在于公权私有意识的固执存在。
公权私有意识不会立即带来腐败，但它是腐败的逻辑起点。由公权私有到权利滥用，再到腐败堕落，是腐败必经的三大发展阶段，可视作腐败的萌芽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有了强烈的公权私有意识之后，就会想着如何扩大权利。扩大权利的道路有二，一是谋求升官，二是滥用权利。如果宦途顺利，那就尽量克制自己。即使违规用权，也力求打法律和法规的擦边球。如果升官无望，就会失去自我束缚力，肆无忌惮地应用权利，进入到权利滥用阶段。一旦可以不受制约、为所欲为用权，则会想着深化权利的内涵，即私欲膨胀、猖狂敛财，进入到腐败堕落阶段，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贪官。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