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要由政治来决定自身的价值，一本书要等候权利的特赦，这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人的大悲哀。而最大最难以接收的讽刺来自于民间：出生《金瓶梅》的国家，是印刷此书版本、数量最少的国家，是读者群最狭窄的国家，然而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难怪一位著名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副教授，在赴日本大学讲学并在讲学的一年时间里，面对人家各式版本及材料一应俱全的《金瓶梅》系列，竟会以一位拓荒者的精力和毅力，如入宝山似地流连忘返，每日不停地发掘版本、材料，并竭尽全力地复印誊抄。他因此每每对国内有关《金瓶梅》材料的匮乏，而借阅又比登天还难的现状，发出长长慨叹。
《金瓶梅》真是一面“淫旗”、一面“性旗”吗？非也。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文化旗手鲁迅先生就不仅买了此书，且读完后公开评论，认为它在中国小说史上“无以上之”，没有别的什么小说比它更好的了。先生还颇惊讶地赞道：“实在是一部可诧异的巨大的写实小说”。另一位大学者郑振锋先生则叹曰：《金瓶梅》乃“中国小说发展的极峰。”
笔者有幸看到过香港出版的全本《金瓶梅》。的确，书中大写了一个“性”字，但“性”绝非它重要的和唯一的内容。它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最大特点，就是第一次全心全意致力于撕破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种种真善美的纱幕，把上高低下、里里外外的人间丑陋，相当集中、全面、深入地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这样一部由小及大、千姿百态、以裸露丑陋为主旋律的名著，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有限的出版发行也必须精心删节成一部洁本方可获准。问题在于，一部书必有的历史缺憾——别的都可毫不动刀斧，唯独在有关“性”的章节及文字处大动手，这正好阐明的是对中国文化史的不公温和对“性”的无名胆怯心理。
事实上，有意也好，无心也罢，越是讳言的越是最真实，这在中国早已不是先例。也正是为了这个真实，不少人在很早以前就已利用地下“奋斗”的方法，通过某种隐密的通道，寻找着《金瓶梅》的全本了，《金瓶梅》的身价因此高得过了头。而这一切都归于“性”，若干性场面的切实刻画在中国的文化界和非文化界就是如此现实地值钱。香港版的节本仅20元一套，而全本一套就是400元，这高出的380元，实际上就是买那些被删去的近2万多文字。
与极其罕见的《金瓶梅》全本相比，国内各式的改编本、电视剧本、评论专著却又形成了一股颇具浪头的波涛，其种类之多、印数之巨，同样极其罕见。只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仍“不知其父母”的真实面目，这不能不说是天大的遗憾和笑话。好在毕竟已是能够公开寻找而不公开讨价的时代了。全本之外，所谓的“节本”到底指的是哪一个？中国人好像是必需要删节了“那话”“那事”才干真正获得干净的。其实，男女间的性觉、性事永远都在蓬蓬勃勃地萌发和进行着。谁又需要那种毁绝人性的“干净”呢？
就在全本《金瓶梅》悄悄浮出水面之时，一本自称是“70年代中期轰动中国的禁读手抄本”的《少女之心》又开端冒名江湖，1998年11月已陆续在深圳、北京、海南、新疆、江苏等地的图书市场上传播。当年那本被视作洪水猛兽的黄色手抄本，如今竟然以正式出版物的情势公开摆卖，令许多人大感吃惊。但细读此书，发明其装帧精美、设计艳丽，并不像以往粗制滥造的盗版书；以内容来看也绝非一本黄色书，而是一本比较严正的、反应文革时代中学生早恋酿苦果的通俗小说。于是，熟知20年前那段历史的人们都对所谓的洁本《少女之心》说“不”，一致认为这是作者和出版商假借手抄本之名，利用读者的特别心理，谋求轰动效应，以达到赚钱的目标。
那么，手抄本《少女之心》的来历毕竟如何呢？进一步的访谈和懂得，使我们不难发明，手抄本《少女之心》是在那个荒谬年代出生的一本荒谬的读物。那些年里，全部的电影就是8个样板戏，所有的艺术作品里都没有爱情，也没有夫妻甚至没有血缘家庭，禁欲主义使人们的文化生活和情感世界贫瘠到极点。手抄本《少女之心》作为疏忽情感之“作品”，自然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时代背景，有的只是作者集中笔墨描写的“性事”，她用当时极有限的艺术语汇来讲述自己的性可怕和性经历后的狂喜，其笔调是夸奖和张扬的。纵然突击检查频繁，防备也颇森严，但手抄本还是以惊人的速度传播下来，并因此演绎出许多性罪错的荒谬事件。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