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北宋的末代皇帝是宋钦宗赵恒，但真正断送江山的，是他的父亲－－宋徽宗赵佶。对于宋徽宗，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那个在《水浒传》中，被蔡京、高俅等人口口声声称为“历朝天子不及这朝圣明”的那个道君皇帝。
赵佶是宋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子，十四岁被封为端王，一个纯粹的纨绔子弟，生于深宫之中，擅长妇人之手，放风筝，斗蟋蟀，踢球打弹，无所不精，却只是不知世道艰巨，不知民间疾苦，不识刀兵干戈。这样的一个人物，偏偏让他做了皇帝，他的哥哥哲宗皇帝无子，逝世后便由他继位。这便是封建独裁制度的悲哀，国家领导人不由民选，而是任几人甚至一人私下就决定了。关于这个皇帝，《大宋宣和遗事》中这样评道：“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水浒传》里这样说他：“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无一般不晓，无一般不会，更无一般不爱。即如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踢毬打弹，品竹调丝，吹弹歌舞，自不必说。”
他是一个大玩家，又是一个艺术天才，能写诗作词，懂韵律，精通书画，一生作画累千册，人物、山水、花鸟，当时俱无人可比；其书法瘦金书，自成一体，堪比苏黄米蔡。他当政时，培养了许多艺术人才，将北宋文化推到了光辉的顶峰。然而，作为一个藩王，无职无责，安闲逍遥，这样倾心于玩耍和艺术，是无可非议的；而作为一个皇帝，尤其是当国家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际，不思治邦安国，强兵富民，只管作自在天子，那就是昏庸无道了。他当政时代的腐败黑暗，在《水浒传》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一、忠奸不分，宠信奸侫。高俅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每日不务正业，只是三瓦两舍鬼混，帮人使钱，因球踢得好，被徽宗擢为太尉。这样一个人物，掌管全国军马，能抵挡外国入侵吗？高俅一上任，就挟私报复，逼走京城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然后又将另一个教头林冲，害得家破人亡。他与太师蔡京、枢密使童贯、太尉杨戬，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招降纳叛，排挤忠良；非小人不得进庙堂，是君子皆被远贬江湖；卖官鬻爵，时有市价，曰：“三千索，值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宋江等梁山人马，受招安后讨方腊、征辽国，为国立下齐天大功，最后也都被他们害逝世。《水浒传》中的大小官吏，多是他们的亲友朋党，有“徽宗天子慕容贵妃之兄”、青州知府慕容彦达，他“倚托妹子的势要，在青州横行，残害良民，欺罔僚友，无所不为”；有高俅的螟蛉之子高衙内和弟弟高廉，依仗高俅的权势，或在东京“任意垢他人妻女”，或“在高唐州无所不为”；还有仗着蔡京“泰山之恩，提携之力”，在大名府尽量搜刮钱财，送到东京为丈人做寿的梁中书。书中还写了一批处于社会基层的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如张都监、蒋门神、祝朝奉、毛太公、西门庆等，还有各级官府的差拨、役吏和各种各样的帮凶。这一批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压迫者，形成了一个黑暗权势网，残暴压榨和迫害国民。
二、穷奢极侈，荒淫无道。《水浒传》中写到了花石纲事件。杨志原是一名军官，杨老令公之后，一身武艺，常想着“到边庭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却被派往江南运送花石纲，在长江翻了船，畏罪叛逃，最后上了梁山。所谓花石纲事件，即将由江南搜罗来的树木花石，用船运入京师。徽宗穷奢极侈，神宗皇帝时，宫廷每月支费三十六万贯，徽宗时增至一百二十万贯。他还大兴土木，建皇家园林：明堂、延福宫，濠建桥、艮岳，艮岳亦名万岁山，修建六年，广十余里，最高峰达九十步，遍布亭台楼阁，还开掘湖沼，架设桥梁，断定的标准是，“欲度前规而侈后观”，就是说不但要使其华丽堂皇达到空前，还要它能够绝后。到江南遍寻巨石大木，奇花异草，山中的奇石，役使民工开采，民间木石，拆墙毁家抢走；运送花石树木，有的一条船只就用役夫数千名。有的一块巨石费用就达三十万贯。中等人家多以破产，下等人家多以毁家。各地官员也竞相效仿，送奇花异石到京师，江河中船只不断，陆地上马走如飞，交通为之堵塞，使花果色香不变，沿途州县耗资宏大，库存钱粮为之一空。王安石执政时，国库充盈，可支用二十年，至徽宗时，被浪费净尽。政府任意浪费，加重了国民的赋税；工役的极度应用，又使大片田园荒芜，农村凋敝，濒临破产。白日鼠白胜唱的一首歌谣：“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里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从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农村的悲惨状态。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