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带
卡带封面
上海FM103.7主持人张明珍藏的卡带(从左至右)：刘晓庆首张个人专辑《刘晓庆的歌》(1985年) 王菲的第一张专辑《风从那里来》(1985年) 高凌风发行于1980年代的专辑《青蛙高唱》
曾经有一种介质，它能以1/2厘米的身段刻录无形音乐，用两孔齿轮转动似水心情。磁质的、铬粉的，抑或是金属粉，它们记录的音乐可以消磁，而伴随它们的记忆却历久弥新——它的名字叫卡带。
1979年1月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诞生，成为中国大陆第一家录制立体声音乐卡带的单位。在这一年，内地诞生了第一盘卡带，它让“随时随地的音乐”第一次成为可能，并在长达30年时间里，占据着乐迷房间里最重要的位置。
如今，替代卡带的CD也正在被高速发展的数字科技所替代，音乐变得更加容易，但你是否已经忘记，当年小心翼翼拆开塑封，把新磁带塞进Walkman那一刻的心跳?你是否已经忘记，总有一盘空白TDK，让你可以随时翻录下你想拥有的那些声音?在金桥国际商业广场举行的“复古卡带珍藏展”(本月23日闭幕)，这些小小的物品被一一展出，那些藏在心底的回忆慢慢浮现。
从A面到B面
讲述人：周治平(台湾音乐制作人)
我是陪伴着黑胶唱片长大的，而我开始从事音乐这个行业的时候，已经是卡带的时代了。我记得1984年我买了三盒卡带，童安格的《想你》、齐秦的《狼》、卢大伟《冷冷的夜》。因为这三盒音乐，我对自己的未来有无限的遐想，我头也不回地栽进了这个行业。
从制作人的角度，卡带和CD最大的不同在于，卡带有AB两面，所以在歌曲排序的时候，卡带必须很讲究。一是时间不能差，那时候极限不能差30秒，比如A面45分钟，B面是46分钟，差了整整一分钟，也就是说A面听完歌之后要等一分钟它才会跳到B面，那是很悲惨的，会是很空白的一分钟。那时候做唱片，把A、B两面的时间差排得刚刚好，这是很有学问的一件事。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李宗盛的《生命中的精灵》那一张，A、B面甚至差了一分半钟，我记得他是在A面最后录了“睡醒了，该翻面了”这样一句话。
当时为了保证大家要翻到B面，在歌曲排序上面，A1、A2，一直到A5的时候，你必须要给人家继续听下去的欲望，因为人家要动手翻面，要是A5排的那首歌让人家没有兴趣去翻面的话，你这张唱片就算挂了。而且，A1和B1是同样重要的，如果说人家好不容易翻过面，你让人家听到不痛不痒的歌，下场可能又很悲惨。
虽然歌手都会比较满意CD的年代，但开始用CD去做一个正式的产品时，都是用数字录制的。之前，我们都是用8寸母带去录制的，系统不一样。之前用的那个系统使人声比较温暖，数字化的时代录出来的东西比较冰冷，更不用说现在的MP3时代，录音全部都是用电脑，声音不但冰冷而且干、细、扁。不会像我们刚开始录卡带时，人声比较饱满，有很温柔的音质。
其实，技术的更新、进步是必需的，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正如我刚才所讲，我们丧失掉一些东西，比如对音乐的追求，对音乐人生饱满程度的追求，对一个配乐，甚至一个单纯的配器饱满度的追求。现在我们就追求一首主打歌，其实那对音乐来说真的失去了非常多的东西。
被擦掉的靡靡之音
讲述人：墨墨(卡带展捐献者)
还在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妈妈拿出一个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东西对我说，“这是花了我们家好多好多钱买回来的给你学英语的录音机，这个红色键千万不能碰，会把里面有用的东西都消掉。”
那是一台三洋单喇叭录音机，也是我对录音机的第一次记忆，而那个红色的键对我有一种莫名的魔力。后来内地打击靡靡之音，邓丽君的歌被禁，但家里已经有好多邓丽君的磁带，我外婆就把所有的磁带一盘盘放进去，然后按下红色的键，那些歌就都被消除了，那时候一下子感觉失去了很多东西。
当时我爸爸会用这台录音机去录电台节目，由于没有收音功能，要把录音机对着电台喇叭，而且还会让全家人都保持安静，否则就会把一些环境声音也录进去。所以，每次爸爸要录节目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大气都不敢出。
上学以后，为了收一盘进口的磁带，通常要省好几个月的饭钱。那时候一盘进口磁带不到20块，但那是我三个星期的饭钱。加上内地引进速度又慢，比如知道林忆莲出了一盘新的卡带，我就会每天跑去家附近的音像店等，虽然明知道可能要等上半年左右内地才会引进，但还是每天都会去等。对歌迷来说，那虽然是一种煎熬，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
现在，听音乐变得太简单了，不管是网上下载，还是把CD压成MP3，用不了太多时间，但你那种记忆，那种兴奋也没了，反而不容易被感动了。对我而言，音乐的载体承载的不仅仅只是音乐，还有那些情感。而MP3，虽然的确让听音乐变得更容易了，但没有了实体的拥有感，没有了辛苦等待后的雀跃，很多东西都消失了。
为了听摇滚乐省吃俭用
讲述人：孙孟晋(乐评人)
最初我们都是去中图(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买卡带，但发现很多你想听的东西是没有引进的。然后我们发现在中图后面的弄堂里会有很多“拷兄”，他们手头上有各式各样的摇滚乐，比较好的东西。但你买回去总会发现它们的音质很差，只能勉强听听，封套也印得比较模糊。一开始还以为是他们技术不好，后来才知道，他们是为了防止你拿回去再拷贝，故意做成这样的。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我因为读了《伊甸园之门》，里面有介绍鲍勃·迪伦、披头士、滚石等音乐家的作品，就特别想要听。但那时候你能听到的大多是流行乐，摇滚乐比较少，所以我特意找人从国外带了平克·弗洛伊德、披头士、鲍勃·迪伦等人的10盘磁带，花了200多美金，省吃俭用了好久。还有个“拷兄”也问我借了鲍勃·迪伦的磁带拷了拿去卖。那时候卡带一盘9块8，很多人都是买一盘空白带然后从朋友那里借了东西拷了去听，对我们而言，那是一种更朴素的情感。你为了一盘卡带，需要付出很多劳力、时间，然后得到报偿，那种开心，现在都很难再有了。
用卡带机去做新的东西
讲述人：陈意心(上海本土音乐人)
1997年，我还在念大学，当时听电台介绍披头士的音乐，听到他们也用磁带录音，于是自己也录了一个小样。那时候没有钱去录音棚，就在交大本部的一个排练室录了我人生的第一盘专辑。因为没有音轨，就跟bootleg(私制、偷录)一样，录出来的东西声音是混的，但是非常真实，我们甚至把对话的声音都录了进去，键盘手在间歇时弹《东京爱情故事》的声音也都录进去了，就像录了你大学时候的一段生活一样。
在磁带之前的黑胶和后来出现的CD，其实都是直接用来进行播放的，但磁带是可以录制的。那时候我用空白带录了很多电台的节目，录歌、录评书，甚至是录电视节目，比如《变形金刚》。但后来磁带慢慢被淘汰了，要复制一个东西变得特别容易，没有了当初那种神秘感和新鲜感。其实很多艺术，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都需要保持距离，这种快速的方式，反而让人觉得很浮躁。
我现在计划将以前用磁带录的东西作为未来音乐或者电影中的声音采样。比如有个乐队neon indians，他们就是用磁带去录音进行采样做电子音乐，这其实在国外是很流行的，用卡带机去做新的东西。虽然卡带录的东西是不精美的，有瑕疵的，但这就是一种残缺的美，如果太精致太数字化，反而就不真实不美了。
在《DZMZ》第三集里面，我就准备用拷带作为主体。那时候大家用拷带这种方式在一个范围里去分享好的东西，也结识了很多朋友，孙孟晋和左小祖咒就是这样认识的，但现在速度太快了，已经变成了一种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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