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天津调研时强调，当前国民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但国内外形势仍然极其复杂，宏观调控面临的“两难”问题不少，必须冷静观察、冷静应对，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这个断定既反应了决策层的冷静、苏醒和高瞻远瞩，又反应了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确呈现了多重的两难选择，使宏观调控变得更加复杂和艰苦。
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数次宏观经济调控，具体时间段大致可划分为：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１年、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６年（上述４次旨在治理经济过热的压缩性调控）、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旨在拉动经济增加的扩大性调控）、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８年上半年（此次调控可以说是防止经济过快增加、有保有压的混杂型调控）。而最近的一次始端于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来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刺激经济增加，中央制定了“扩内需、保增加、调结构、重民生”的宏观调控方针，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来改为适度宽松）。
从后果上看，此次调控使我国率先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走出，并保持了在世界各经济体中独树一帜的稳固增加势头。但其背后却暗含着诸多隐忧，使当前宏观调控面临许多“两难”问题。例如刺激性政策退出问题，如果不退出，物价可能会持续上涨，最终导致通胀产生；如果退出，经济可能会二次探底，一些刚刚上马的大工程可能会成为半拉子工程。例如央行加息问题，如果加息，一些企业特别是出口型企业成本增加，可能呈现大面积亏损和停产，就业压力大增，实体经济受损；如果不加，利率长期低于ＣＰＩ，居民储蓄受损。例如国民币升值问题，升值则出口企业压力增大，同时诱使热钱涌入，加剧通货膨胀；不升或者贬值，又要顾虑外部压力，还得担心热钱大批流出，导致国内资产价格大跌。例如房价调控问题，如果不调控，房价降不下来，社会的积怨更大，影响社会稳固；如果房价下跌太多，则处所财源大减，商业银行也将蒙受较大丧失。此外，下降外贸依存度、进步资源性产品价格、进步劳动者收入等方面也存在着“两难”。
如此种种“两难”问题，除了与宏观调控自身所带的负面效应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市场发育还很不成熟，市场机制的作用还很不健全有关，还与我国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环境和自身材制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接洽。
一是我国实体经济范围已经非常宏大，要想保持必定的增速变得更加艰苦。２００９年我国ＧＤＰ达３３．５万亿元，约等于１９９９年的４倍，位居世界第三位，今年有望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船大不好控制方向也不好调头”。
二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不和谐，政策效应不一致。目前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以及所出台的刺激性政策后果不同步、不一致。
三是我国经济外向型程度持续进步，与世界各国经济互动日益紧密，使我国经济、政治等越来越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制约和牵制。
四是经济增加内生性因素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边际外部效应递减。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２年的宏观调控可以找到以住房、汽车行业及互联网等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加点，而２００８年下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到目前为止还难以找到一些代表性的新的经济增加点，房产行业还是经济增加中相对重要的支柱产业。
五是我国仍处于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呈现了不同的利益主体，使宏观调控更加复杂和艰苦。不同处所、不同部门和企业以及高中低收入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利益格式，各有不同的利益和声音，在调控过程中，一些利益主体因自己的利益取向与调控目标不同而采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态度，令调控后果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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