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突然改革之后
于海洋
当地时间9月12日，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表示，古巴国营机构510万雇员中有100万是多余的。第二天，古巴政府公布了到2011年初裁员50万的计划。考虑到古巴的人口总数才1100多万，其中劳动人口约567万，半年时间内让1/11的适龄劳动力下岗分流的改革力度，足以震撼世界。
加勒比明珠要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改革会给古巴带来怎样的前途?猜测和期望混杂的目光纷纷投向了这个美洲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后强人政治时代的选择
古巴这次改革之所以像旱地惊雷一样引来世界关注，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公布时机的突然性和改革力度的空前性。尽管古巴新一轮改革自2008年就已经启动，但一直不愠不火。劳尔虽然在降低政府管制、开放商品市场、鼓励农业生产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这些政策自执行以来效果并不显著，也基本上没有触动强大国有部门的既得利益。因此，劳尔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开放、温和而有节制的改革者形象。但就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古巴将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渐进式改革的时候，劳尔的这次改革动作却如此迅猛地降临了。
劳尔不但把矛头直指占全国经济95%的国营部门，采用的还是极易激起社会矛盾的裁员方式。最能体现政府要迫使吃惯大锅饭的人民自食其力决心的是，与以往历次小规模分流后被分流人员还享受60%的工资待遇不同，这次史无前例的大裁员没有任何补偿措施。要知道，在510万国营部门雇员中，有300万是古巴共产党员，这意味着改革不但会在经济上起到震撼弹的作用，在政治上也可能对古巴政府带来巨大的风险。79岁的劳尔·卡斯特罗为什么甘冒这样的风险呢?
从直接诱因看，2009年古巴1.4%的经济增长率远低于6%的预期，对劳尔政府而言确实是一个刺激。考虑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古巴赖以生存的食糖、烟草和旅游行业都构成了巨大冲击，但这种外部经济环境造成的低增长率还构不成对渐进式改革彻底否定的理由。所以，真正促使改革提速的原因还要从古巴社会内部增长的改革压力来寻找。
谈到古巴经济改革的开始，劳尔·卡斯特罗之兄菲德尔·卡斯特罗执政时期的1994年才是真正的起点。在1992年苏联解体后，古巴一下子丧失了75%的外贸总额、40%的GDP和90%的能源来源，当时的古巴经济几乎面临绝境。
危机促使古巴开始了第一次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改革措施涵盖了放宽外国投资条件，扩大投资领域，建立个体和私人经营企业，允许个人持有外币，精简政府部门，开放农牧业产品市场，实施财税物价改革等各大方面。就在古巴迅速走出了经济崩溃的困境、市场经济发展前途一片光明之时，菲德尔·卡斯特罗为改革来了个急刹车，明确宣布市场经济不在政府考虑之内，经济改革措施不过是现行体制的一种“调整”而已。
形象地说，1994年以后的古巴，窗户敞开了，门却紧闭着。古巴看到了也感受到了全球化与市场经济的魅力，但是却与那一切保持着疏离的状态。意识形态的判断决定了古巴改革政策的有限性。从1994年以后，古巴走向彻底改革的呼声曾经有过三次高潮，分别出现在1995年、2003年和2008年。古巴政府渐渐开放了国内产业、鼓励外国投资，也允许私人经济的存在，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严格的限制下完成的。
改革16年，古巴的私营经济仍然只占到GDP的5%左右，足以证明菲德尔·卡斯特罗时代的古巴改革仍然是以应对危机为主要目的，并没有走向市场经济的打算。但是，古巴平民阶层和精英阶层在16年内积累了足够广泛的改革欲望与共识，也形成了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作风开放的劳尔·卡斯特罗一旦就任并明确改革意愿，被压抑已久的改革需要自然会喷薄而出，呈加速度运行。这样的大势是强人政治时代结束以后难以避免的。
改革的未知数
梳理人类体制改革的发展历史，“破而后立”和“立而后破”代表了两种基本的改革逻辑。
“破而后立”希望迅速地打破固有体制安排，通过社会的自发调节作用和平衡作用，促使社会结构进行自下而上的调整。这样的改革迅猛、快速、彻底，但是代价巨大，可能造成难以承受的社会痛苦。东欧剧变和休克疗法就是其典型代表。
“立而后破”则强调改革的渐进性，希望通过培育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的方法来渐渐淡化传统利益集团的影响力，最后实现平缓的结构调整和新老交替。
古巴的大裁员改革，单就其措施本身而言是各国改革所必须经过的阶段。但如果放到古巴改革的历史进程考察，裁员措施是否是在恰当阶段应该采取的恰当举措，也许要面对不少疑问。
目前的古巴，私有经济经历了16年的发展依然孱弱不堪，既无法在国有经济大调整时期为国家经济稳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也不可能分流半年大裁员带来的约50万劳动力。这时的改革一旦速度过快，很有可能造成现有社会秩序无法承受的动荡。考虑到劳尔·卡斯特罗已经79岁高龄，加上兄长菲德尔·卡斯特罗身体欠佳，古巴的这次改革一旦出现纰漏，国家是否能有老将撑住阵脚，确实有让人担心的理由。
也正是考虑到大规模裁员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古巴政府宣布裁员的同时，将对古巴国内120种经济门类颁发25万张经营许可证，涉及范围包括制鞋匠、家用电器维修工、理发师、翻译等职业。但有两个因素会极大地制约保护措施效能的发挥。
首先，古巴政府开放的这些岗位，带有很强的专业性。在半年这么短的时间内，古巴政府是否来得及筹措足够的资金、找到足够的培训人员、对社会需求做出准确的预测都是很大的问题。新岗位带来的致富效应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长期低工资储蓄能力不强又得不到失业补偿的工人们，所面临的困境却是“即时生效”的。
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古巴颁发的营业许可证集中在服务业领域，而与大工业生产无关。众所周知，工业才是解决社会大规模失业现象的最好选择。古巴政府16年改革虽然开放了大量国有企业，但其政策的多变使国外投资望而却步，国内私有企业萎靡不振。可以说，产业结构的失衡严重制约了古巴裁员后的社会管理能力。
当然，古巴的大裁员自然有跨越式的风险，但也不能武断地认为古巴改革就一定不能成功。从各国改革的普遍经验来看，只要改革背后有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社会对无序状态的吸纳能力就有保障。因此，社会保护能力的强弱也就成为衡量改革风险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
古巴自社会主义革命以来，一直是以社会全面保障为立国基础的。在古巴，不但医疗、教育、养老由国家全面负责，生活物资的供给也是由政府包办。但鉴于国家财力的有限，这些社会保障措施的质量则难以保证。
据2009年的数据显示，古巴每月由国家配给的低价生活用品大约够人均一个星期所用。这样的保障水平对古巴政府而言已算是竭尽全力，在全民充分就业、近8年来失业率从未超过3%的情况下，这种补贴也大抵能够满足居民的基本需要。但是，一旦大裁员实施，古巴政府马上就会面临社会保障体系断裂的风险。因为失业人群骤增必然要求福利投入相应的增加。最后改革是达到了劳尔“甩包裹”的效果，还是用一笔投入换另外一笔投入，则是个未知数了。
美国因素的影响
古巴作为美洲地区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改革措施的成败，很大程度上不是自己能够说了算的。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好坏永远是古巴国家前途最重要的变数之一。尽管美国对古巴50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制裁已经造成了古巴约7510亿美元(古巴统计)的损失，尽管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辈子避过了无数次来自美国的暗杀，但是地缘的相邻性依然决定了古巴外向型的经济结构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性。
在“9·11”事件后，美国政府放宽了两国现金直接贸易的禁令。短短两年时间，古巴在美国出口中的地位已从倒数第一位上升到第39位。而美国出售的低价农产品对古巴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也意义极大。
改革与开放像一个加速器，一旦启动就会越来越快，古巴的激进改革措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加以管控，但是古巴向美国越来越打开的大门是否会影响劳尔政府的决策权威呢?毕竟，在美国境内还存在着一个富裕的、有政治影响力的流亡古巴人群体，他们已经深深嵌入美国政治体制当中，并且仇恨古巴现政权，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古巴的改革，需要怎样抵御强大的内外部压力，全球都给予高度关注。
于海洋
青年学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不平等问题研究，国际风险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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