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任何经济模式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特定条件下是成功和行之有效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环境的变化，也会失效和过时。随着日本追赶目标的实现，后发优势的消失，加之知识经济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的进展，“日本模式”的相当部分开始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模式”的弊病暴露无遗，日本不得不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
所谓新自由主义理论，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认为市场是万能的，提倡自由放任至上主义，标榜“小政府”。在日本，主张改革的当局和支持改革的学者认为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在于：（1）本来“市场”具有自律的恢复能力，但一些制度上的原因（如过多的规制和日本式的终身雇佣制、不良债权的积累等）妨碍了这种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使经济萧条陷入长期化和深刻化。只要消除这些制度性原因，资源（包括资金、劳动力、人才资源）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就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2）日本这次经济萧条的特征是供需差的扩大，不景气的原因与其说是需求不足，不如说是供给过剩所引起的。
不难看出，改革者的第一个论点是全面信赖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新古典派宏观经济学的主张；后一个论点是根据“供给自身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认为GDP和就业水平可以完全不考虑需求因素，只由供给条件（具体来说是指决定经营者投资活动的条件）来决定，实际上这是供给学派的主张。据此，他们提出，放松规制、处理企业的“三大过剩”问题，特别是大量裁员才是最好的景气对策。
20世纪80年代，中曾根首相对国铁和电信公社等进行民营化改革，揭开了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序幕；桥本首相的“六大改革”是日本全方位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开始；“小泉改革”是日本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继续和深化。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变过去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为“市场主导型模式”，更加注重市场的力量，提高民间活力。当然，这种转型也绝不是彻底转向“市场至上主义”，只不过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而已。由于新自由主义自身的理论缺陷，加之与改革实践的不对称，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成功，而且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以至于“失去的二十年”的声音不绝于耳。事实上，由于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日本的经济政策不得不时常回归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和渡过危机。目前正在推行的 “安倍经济学”，也包含有很多凯恩斯主义的内容。尽管“小政府”的目标迟迟没有实现，但对改革带来的阵痛有所缓解。
总之，“失去的二十年”之“实”多半是日本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的，但政府时常出台的“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危机的发生。不管怎么说，“失去的二十年”一语也有太多的夸张成分。因为日本人忧患意识很强，包括大部分政治家、普通国民都不喜欢张扬，特别是媒体出于各种目的更愿意报忧不报喜，而且不负责任地夸大事实以追求新闻效果。媒体长期的宣传，再加上许多日本学者精细片面的“科学论证”，导致多数日本国民甚至国际社会都误认为日本确确实实“失去了二十年”。
（二）比较找错了参照物
“失去的二十年”的谬误根源在于找错了参照物。其实，我们在观察日本经济时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国经济、美国经济或者日本高速增长时期和泡沫经济时期为参照物，来考察和衡量现在的日本经济。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初、中级阶段，也是城市化进程最快的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有其必然性。日本早已完成追赶任务，与中国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难以和中国相比。日本与美国也不可比。虽然美国也进入后工业化的成熟阶段，但美国可利用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在全球呼风唤雨，利用所谓“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借口，有能力调动全球资源，为其经济发展服务，还可利用美元作为基轴货币的优势维持印钞权和定价权，借此在世界经济中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即便自身经济出了问题也可以让全世界为其买单。而日本绝没有这种经济以外的能力支撑和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