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认识好、处理好、阐释好，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及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体系、一脉相承的，都讲究脚踏实地、接地气、实践。我们必须以理性方法确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理性的方法不受心里因素的影响，不把表面感觉当事实、不作为判断，从内在的逻辑上去考虑问题。要确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关系，必须首先要建立一个意识，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什么？它们是什么特质、文化体系、内涵、核心文化、高端哲学内核？就是5个方面：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结构。其次，要确定西方语义环境为“一多二元”的思想传统结构，这是西方学者阐释自己传统的共识。所谓“一多二元”，一就是上帝，多就是个体，一多的关系就是对立的、冲突的。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确定马克思主义特质: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产生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后，反对唯心主义、涌现无神论、批评资本主义生产、批判资本主义文化呈现为工人运动理论;哲学上属于第一问题思维，属于从西方“一多二元”向中国“一多不分”转变；改造社会思想、鼓励工人阶级为自己权益斗争。与西方语义环境对比，确定中华文化传统的结构（特质）是“一多不分”，“一”就是浑然而一的一，是道生一的一，一切都联系在一起，它强调的是万物之间的互相联系。“多”就是关系的多样性，多不是个体性。中国的“一多不分”，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在“多”之中，“多”包括“一”。
马克思主义特质是“一多二元”向“一多不分”转变，其转变就像后现代主义思潮。确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结构的“一多不分”，我们立刻就能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潜力。打开中国与世界大域场，我们可以找到二者产生关系的特殊背景、马克思在中国萌芽的过程。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哲学的中国化，就是五大文化元素，即宇宙观、认知方法、思维方式、价值观、语言结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三个阶段：翻译阶段、解释阶段和从中国的理论实践中找马克思主义概念的阶段。我们可以用辩证法把这三个阶段统一起，从而用中国理念阐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关系。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有政治关系、历史契机关系，价值观、道德观的问题就是民本问题，社会主义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还遗留着我们没有充分阐释出来的问题。中国思想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都是循环上升的，西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历史观是单线单向的。共产主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照顾的关系、就是大同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合的，复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应对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产生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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