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联邦与州、大局和细节间的权衡
最近几天观察德国在防疫方面的反应，很有意思，新闻发布会上，在座官员包括总理默克尔和卫生部长施潘在内无一人佩戴口罩，默、施二人还不时打个趣，让气氛放松一些。他们发布的不是命令，而是提议，甚至可以说是苦口婆心的劝导。至于各州对提议是否采纳，就全靠自觉了。
这是由德国的联邦制政体决定的。德国的宪法“基本法”规定，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由各州自行管理。
病毒学专家Christian Drosten向“德国之声”表示，德国有着一套分散式实验室制度，有执照的实验室都有进行病毒检测的资质，所有实验室地位平等。而集中管理卫生事业的国家，在病毒测试方面速度就慢多了。这让德国在判断和确诊方面掌握了先机。
各州各自为政，当然也会产生问题和矛盾。虽然他们基本最终都会采纳联邦政府的建议，但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各州的步调不一致不免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当巴伐利亚最先叫停千人以上大型活动的时候，首都柏林还一直优柔寡断，批准了柏林连队与拜仁慕尼黑的球赛照常带观众进行，由此受到了各方批评。柏林市长对这个问题的抱怨让人哭笑不得：“你们有些州行动太快了，都不跟大家商量，让我们这些行动慢的地方很有压力。”
在德国政体下，推出有效又顾全大局的政策，避免下达一刀切的法令，的确需要时间。在呼吁减少社会接触的同时，财政部也出台了各种政策，包括向德国企业提供无限度贷款，并支付员工停工工时净工资的60%和停工期间的社会福利支出。
联邦新措施出台后，各州政府没有第一时间关闭学校，这背后有很多考量：如果学校关闭，他们的孩子并没有去处，无法在家办公的家长会很为难。当柏林市决定关闭学校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措施：每个学校必须能够提供“应急托管”，保证从事警务或消防员等工作的父母们能正常上班，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市里也在争取给医护人员的孩子提供日托。
人们减少出行以后，对公共交通的需求自然会降低，但政府决定不消减公车班次，保证人们在紧急情况下能行动自如。为了保护司机健康，公交公司规定前门不能上车，司机也不再售票，乘客要提前在手机应用或者车站的自动售票厅买票。
医生是系统运转的关键
虽然收到了朋友寄来的口罩，我和我先生在出门戴不戴它的问题上也没达成一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海外的亚洲人频繁遭到歧视，我不禁有些担心戴口罩后会遇到什么不快。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德国人普遍认为普通口罩没作用，只有N95级别的医用口罩才真正能阻挡空气中的病毒。德国医护物资本来就有限，已经限制出口，如果人人都带N95，医护人员物资就会短缺，后果是灾难性的。虽然我的口罩是国内来的，但也不想被德国人当成一个自私的亚洲人。
为了保护医护人员，保证医疗体系正常运转，德国在新冠肺炎的检测流程上也做了相应的设计。
站在德国医疗系统最前线的是私人诊所，即所谓的“家庭医生”。通常人们有了病，都要先去家庭医生那里，再由其判断是否应该转诊到专科医生或者医院。据媒体报道，目前德国许多私人诊所缺少防护资源。如果诊所因接诊了新冠病人而要暂时关闭，会影响整个医疗系统的效率。
为避免患者感染医生和病人间的交叉感染，有新冠症状的人不能自行去医院或家庭医生那里做检测，而是要先自我隔离，再给家庭医生或市里设立的医疗热线打电话。电话巡诊后，符合条件的病人（包括症状、是否过疫区或跟确诊的人有过联系）才会由市里派出的医疗团队上门诊断，或到定点机构检测。为了进一步减少普通医护人员暴露于病毒之下，新规定允许他们在电话上就可以给有呼吸道症状的病人开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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