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与大众的热忱略有偏差的是,在医护发声中,他们并不希望被看作英雄,而更希望他们作为普通个体的感受被理解。就如萨沃纳护理职业协会主席马西莫·博纳在他的那封公开信中所说:“这些女性、男性们就在那里——今天,在他们的岗位上,在这场严峻的、比风暴还猛烈的卫生紧急情况中,付出他们的全部,而我认为除了工作上的负担以外,他们还面临着个人风险,他们本人及其他家人的心理压力等超越人类承受能力的困境。所以不要称我们为英雄,我们不是英雄!我们只是简简单单的男人和女人,有常人都有的恐惧和极限。”
疫情严峻,医护每天都在与死神争夺生命。曾因发言被媒体恶意篡改而不得不多次重申声明的以色列籍医生加尔·佩雷格医生强调,在帕尔马他工作的医院里,即使面对的是120岁的患者,他们也都会拼尽全力。
然而医疗资源有限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医护“手握”病人的生死,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玛丽亚·克里斯蒂娜接受AGI采访时将自己所在的亚重症监护部形容为“炼狱科室”——是病情急转直下向楼上去往重症监护室,还是预后良好向楼下去往出院预备病房?转变往往发生在瞬息之间。在她进入护士职业以来曾为长期患者的离世而哭泣,而如今她每天都会流泪:“尤其是当我不得不写下那三个字母时:NCR——不是重症监护的候选人。”这意味着患者已无康复的可能,他们只能使用吗啡姑息疗法以减轻痛苦。
在这场战斗中,“敌人”却并不止是病毒。人力资源和医疗、防护物资的短缺也为医护带来相当大的心理压力和对自身感染的恐惧。马西莫·博纳将此时此景比喻为“必须摊牌的阶段”,控诉一个看似国民医疗系统水平相当高的国家却在各种方面措手不及:既无法提供充足的自我防护装备,也无法提供急救单元和病床以支持他们的救援。
更大的恐惧则是将病毒带给家人。与家人保持距离是众多医护人员目前不得不作出的选择,尽管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使他们十分清楚“预防措施是没有止境的”。一名在岗位上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护士以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双重身份,用“接受这件事对我而言并不容易”作为引语,匿名向萨沃纳省媒体IVG陈述了自己的情绪危机——回想起可能的感染缘由与所在医院的各种防疫措施启动太晚、延迟太多,她在愤怒的同时也深深为自己和同事的家人安危感到担忧。
在叙述中她直言不讳:“除了疲劳的轮班和悲惨的局势所造成的压力以外,在生活中最恐惧和痛苦的就是有可能会把‘怪物’带回自家四壁之间,带给自己的家人。”在与家人共处同一屋檐下的隔离治疗期间,这位护士严格将自己和亲人相互隔离,只在半夜洗澡,平时用手机和孩子通话,而餐点则被家人留在她进行隔离的房间门口。
另一些人将子女送至姻亲的住处以规避传染的风险,还有一些人选择离开家里而独自外出租房。然而外出租房也并不总是顺利,他们遭受着因职业而带来的偏见,有些房东把医护人员当成“涂油者”( 编注:十六以及十七世纪广泛使用的术语,指那些在公共场合涂抹带有毒素的特制油膏以传播瘟疫的人)或者“瘟疫”本身,尽管他们没有被感染,但人们仍然感到恐惧,此时医护倍感辛酸。
诉求与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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