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售价还是93.5元的药品,如今价格进步至170元;去年售价1082元,如今售价1580元……就在各地纷纷开端新一轮的药品招标采购期间,记者发明,一些新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开端悄然涨价。从目前控制的材料看,已经有30多个品种的药,价格呈现了幅度不一的上涨。而从这些药品的涨价机会来看,大多数集中在新版国家医保目录颁布前后。(本报今日报道)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逝世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这是泰戈尔的诗,现在被无数的人引用。对于药品企业的涨价行动来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可能不是花费者与药企的距离,也可能不是政府与药企的距离,而是药企想要涨价,我们却不知道它的成本到底是多少。
从某种程度上说,现代社会的竞争,本质上就是信息的竞争。而政府之所以强盛,就是在于其应用公权利垄断或者获取了更多的更全面的信息。可是,对药企成本的信息懂得程度,政府却所知无多。不仅如此,政府的所知几乎完整来自药品企业。根据目前药价的形成机制,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由政府制定价格,政府制定价格的根据则起源于药品企业自身的报价。
看起来,应当是政府顺应民意下降药价,然后制定价格,以此来束缚药品企业。可事实上,由于药品成本的信息起源,实际掌控在药品企业的手上,就变成了花费者听从政府,政府听从药企,不论是涨价还是降价,都不过是药企的一句话。想涨就涨,想降就降,涨了,是因为药企要公关要生存要发展,降了,则是药企心怀慈悲顾全大局,花费者和政府都得感念药企的天恩高厚。
按照把持论的理论,信息的传递就是可能性空间缩小过程的传递。这种缩小最终导致了信息接收者可能性空间的缩小。这就是说,药企向政府传递的成本信息,实际上缩小了政府定价的可能性空间。由于只有药企这一个信息起源,作为药品的定价根据,政府便很难在药品定价上有所作为。也就是说,药企通过唯一的信息渠道,变相把持了政府定价的决策权。同时,这也给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官商合谋、官商勾结预留下了很大的寻租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药品价格形成机制上的制度设计,药企其实已经垄断了成本信息,也就很容易垄断药品价格。
这样看来,如果说药价的形成机制有问题,问题也不在于或者说不完整在于药企的乱报价,药企想要通过报价获得利润本无可厚非,问题是药品定价的根据不能只是靠药企自说自话,药品的成本信息不能一元化,必须引入更多的信息起源作为定价的参考,比如药企的财务收益报表和审计报告、独立的第三方市场调查、政府的非物价部门的统计调查报告等等。这样才有可能首先在信息起源上打破一元化,建立多元的信息收集机制,政府把持药品涨价的初衷才有可能实现。
本报评论员 赵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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