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山西国民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P41）一书的著者张宏杰先生在谈到中国传统史书对隋炀帝杨广的描写时，深有感想地写道：“中国历史不是一部人的历史，而是神或者鬼的历史。构成前者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诸葛亮、文天祥这些天纵神圣、臆则屡中、顶天立地、完善无瑕的形象；构成后者系列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曹孟德、秦桧这些穷凶极恶、无恶不作、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角色。中国历史中的人，身上往往充满着‘神性’或者‘兽性’，唯独缺乏‘人性’”。这种简略化的思维方法可谓根深蒂固，遗毒甚广，在关于毛泽东的评论中体现得也十分明显。一些歌功颂德的书籍不提它也罢，而一些批评性的著作也落入了这个窠臼，则不免令人心生遗憾。
例如，张戎夫妇写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尽管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简略地否定作者的严正性和本书的史料价值，但书中“逢毛必反”，倒是将毛泽东的“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戴；敌人拥戴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句“唆使”贯彻得相当彻底。作者将毛泽东的成功，简略地归结为苏联的支援、毛泽东的狡猾、残暴和“红色代理人”的暗中相助（张治中、邵力子，甚至胡宗南，在作者笔下都成了暗中为中共服务的“红色代理人”。作者没有答复，或者基本答复不了，为什么国民党里面有那么多“红色代理人”）。蒋介石政府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它的特务统治，它的“劫收”，美国对蒋的支援，都被作者淡化，甚至压根不提。从目录中可以看到，第27章，“苏联红军终于来了”，第28章，“美国人救了中共”，仿佛两个超级大国都成了毛泽东的救星，而蒋介石则成了无人理睬的孤儿，这显然不合事实，也难以从学理上服人。
愚认为，一个政治团体，正如一个生命个体一样，是有其生命发展周期的。在其青春阶段，也必定是生气蓬勃，如早期中共充满着李大钊、瞿秋白、邓中夏、肖楚女、恽代英、方志敏这样衷心救国拯民的仁人志士，他们献身幻想（至于这种幻想是否是幻想、是否具有进步性姑且不谈），生活俭朴、作风正直、心系国民，和正在堕落堕落着的国民党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再加上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和娴熟的政治手段，能克服因独裁腐败失尽人心的国民党也是情理中的事。我们不能因为一个组织暮年的衰老腐败而否定它曾有过的青春。另一方面，人性也是复杂的，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因此，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还原历史，再现复杂的人性，应是我们的基础态度，否则，我们就不能取信于读者，更不能深入地检查历史。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