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孟子。孟子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这就是“仁政”。不过这仁政不只是理想，同时它还是一种方案，一种规划，一种实现理想的途径。对于后者，孟子在《孟子?齐桓晋文之事》中有较完整的表述。《孟子?齐桓晋文之事》是记载孟子同齐宣王关于仁政王道的对话。对话快结束的时候，才进入到实质阶段。孟子对齐宣王说民要有恒产才能有恒心，就是说老百姓有了一定的田产才能安居乐业，能安居乐业，就不会有不好的念头，社会也就安定，国家也好管理。最后，孟子告诫齐宣王：
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勿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大王如果真要实行仁政的话，何不返回到根本上来：你可以教老百姓在自己五亩的宅院里，屋前屋后种上桑树，这样，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绸缎了。教百姓们饲养鸡猪狗之类家禽牲畜，不要错过时机，七十岁的老人就可以吃上肉类了。教百姓们耕种管理百亩的田地不要错过季节，八口的人家，就可以没有饥饿了。再为他们办学校实行教育，申明孝悌大义，老人都能得到照顾，再也不会有头发斑白的老人背着重物在道路上挪步行走了。老人都能穿绸穿缎，吃肉吃荤，百姓都不挨饿受冻，能做到这一步，还不是王道的，从来也没有过。）
孟子在许多场合都这样规划安排，应当说这是思熟虑的结果。当然，孟子王道仁政的规划蓝图，还是粗线条的，而且当时包括齐宣王在内的各国君主，无不野心勃勃，欲壑难填，他们都一门心事建立霸业，压根儿不会认真按照孟子说的去做，只是碍于情面，不扫他的兴罢了。不过，即便如此，孟子关心民生疾苦，注重经济发展，他的规划蓝图比起孔子的“画饼”来说要切实多了。
三，学风文风孔子孟子都是学人，是思想家，对他们的学风和文风不能不予以考察比较。
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对历史文献典籍笃信无疑，对周礼更是奉若神明，孔子泥古不化如是。
孟子不然。孟子自然也祖述尧舜，言必三代，但不象孔子那样盲从，他说：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这种“知人论世”说，很象我们今天从西方引进的阅读“对话”理论：了解作者和作者的时代，与作者平等对话。这种态度就是独立思考的态度，就是分析辨别的态度。更有甚者，孟子提出：“尽信《书》（古《尚书》），则不如无《书》。”认为迷信《书》，反身受其害。这真是振聋发聩的真知灼见，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质。
孔子非常重视“名分”，他强调“必也正名”。对于孔子来说所谓“正名”就是肯定和遵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社会秩序，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孔子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出疆必载质”（孔子只要三个月没有见到君主，就会六神无主，他离开国境一定要随身带上拜谒国君的见面礼）。
齐国大夫陈恒杀了齐国的国君齐简公，孔子认为这是犯上作乱，他沐浴斋戒后急匆匆跑到鲁哀公那里，敦促鲁哀公出兵讨伐陈恒。
莫说是臣子杀国君（孔子叫“弑君”），任何“损害”国君尊严的事情，即便在常人看来微不足道，孔子都不能容忍。如，鲁昭公离开鲁国一段时间，鲁国的国政由大臣季孙氏代理。季孙氏一次主持祭祀活动，在宫廷演奏歌舞“八佾（读yi）”孔子得知此事也气急败坏：“他（季孙氏）公然在宫廷演奏天子的乐曲歌舞八佾，这种事情我们若能容忍，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容忍！”（“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再说孟子。从孔子的标准来看，孟子固然没有“作乱”，但却不断“犯上”，因为孟子不断给国君“出难题”，不断“找茬”。这是断乎不行的！的确，孟子在各诸侯国之间游说的时候，每每批评国君的不是。但这正是夫子的可贵之处。他对于臣子杀国君即孔子切齿痛恨的“弑君”也是有分析的。我们看下面一段对话：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