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无论是宪法、物权法，还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都对土地上房屋所有者权利作出明确规定。而当地方政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时，各种体制性权力步调一致对付拆迁户，试问，我国的司法权力能保持中立并置身度外吗？权力粗暴对待拆迁户利益的合力，在中国比比皆是，民众真的是面对衙门八字开，之所以不敢选择走法律的道路，其道理再也简单不过了：因为权大于法，权力相互保驾护航；因为法律无法公正，无法为民主持正义。
其三是更有甚者，拆迁案例中的拆迁公司几乎成为黑社会，这种黑社会的背后就是地方政府。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不是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案件，公安部门迄今不能向被威胁的民众公开真相，检察机关也没有逮捕这个恐怖犯罪团伙。这一颗子弹就向世人宣告：这里的治理秩序已经溃散，民众所面对的就是赤裸裸的暴力，黑社会的暴力与政府的暴力。是可忍，熟不可忍？此时的拆迁户能有什么选择，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权力的滥用，不仅与依法行政背道而驰，更是拆迁悲剧发生的根源。当权者与我们做人一样都有底线，倘若越过这个底线，那就令人恐怖了，就有可能或成为魔鬼，或变为禽兽。
反观之，香港紫田村拆迁做法，法制与依法行政就做得很到位。大限来临，法院对政府强拆发出临时禁制令，而不是为政府发出强拆执行书。区议员和立法会议员代表村民的利益，而不是在政府立场上“做工作”。村民组织的拆迁“关注组”合法存在，未被视为非法组织。公益律师免费帮助村民向法院申请临时禁制令，未被视为“非法介入”。媒体自然而然地投入采访报道，而未被要求“回避”。……一个充分照应民众利益的体制，才能使民众服膺于体制，使民众寻求体制内理性解决问题。一个不靠制服人员乃至“不明身份人员”去压制民众的权力，才能赢得基本的尊重与尊严。法治不是恃法而逞蛮，而是权力依法而收敛，暴力哪怕是合法也是损害社会的毒药。（9月20日《新闻信息报》）
其次，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对待拆迁，国家有关法律规章对其程序作出过严格规定，即便是符合规定应该搬迁而房屋所有者未能搬迁的，也理应按照正常程序，最后由人民法院来强制执行。然而，一方面是造成这些悲剧的地方政府不依法行政，另一方面是被拆迁户又不信任司法部门，认为司法偏袒政府，不愿又不敢诉诸法律，让他们处于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处境，只好用自杀的方式以求一搏。或许他们认定，社会如此不公平不公正，现在又连安身立命之所都没有了，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我不忍心说这是时代的悲剧，但我还是对无端生命的逝去深表同情，对司法的不作为感到悲哀，对当权者的不当做法与冷漠心态感到愤慨！
中国拆迁引发的悲剧，产生的社会“阵痛”，看来遥遥无期。航空安全中有一个“海恩法则”，即每起严重事故的前后有29起轻微事故、300个征兆和1000个隐患。如将这一法则用于用于拆迁悲剧，应同样适用。在现实中感觉利益受损的拆迁户，普遍产生了被剥夺感和不公正感，产生对现行利益格局的敌视。在这样土壤上产生的这种社会情绪，只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正常现象造成的负而影响，具有广泛蔓延的示范效应，若任由其长期累积，这些矛盾冲突还可能被“扩大再生产”，进而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有可能泛滥成灾，增加政府治理的复杂性和社会成本，社会也将更加陷入到公共事件的恶性循环中，终将势必影响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三，政治伦理的缺失。今年初，在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说：“一个正确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没有伦理学，政治学就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伦理，也即没有“好”、“善”这样的价值准则，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在古代中国，政治思想一直没有脱离伦理的影响，政治服从于伦理，政治规范道德化。它的伦理政治观是以“仁”为核心的，《论语》、《孟子》等，成为中国最早论述政治伦理的著作。那些地方之所以导致拆迁悲剧，就是因为，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完全没有政治伦理。如果有什么伦理的话，那也是官商勾结的江湖义气。在这样的义气面前，民众是权力护驾下的资本剥夺的牺牲品。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