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是做学问的人，做学问的目标自然是为懂得决问题，鲁迅是医生，医生的职责自然是治病救人，这两人所宣传的理论其实都没错，当初的“问题”和“主义”之争在今天看来显然属于各执一词，如今看来，即便“主义”论获胜，若不解决实际问题，比如部队建设问题，比如发动工农问题，比如建立根据地问题，比如解决兵器供给问题，比如解决根据地军民的吃饭问题，抗日战斗和国内解放战斗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在任何时代，问题永远都是一大堆，时代的发展是依附不断解决新问题而推动的，当然在解决问题之前，总会有某种“主义”去指挥着改革者的灵魂。
但“主义”者也有偏颇到极点的时候，任何“主义”一旦强调过火，就会变成仅为主义而主义的情势主义，像这种情势主义一旦发展到极端，就会变成完整彻底地疏忽问题而转向“唯主义论”的愚民路线，而舆论就是这样一种用来愚民的利器，文人群体往往又是些“主义”的推波助澜者，所以在如今的舆论界，主义多，问题少，因为像胡适之那样脚踏实地做学问的文人显然越来越少，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此我在昨天写了篇《文人无需民主》的杂文。
文人无需民主的论点是建立在如今的大部分文人都不爱好脚踏实地做学问，不爱好解决问题而只爱好援引某个社会事件乱发牢骚无病呻吟无耻炒作为扬名立万不择手段的卑鄙行动。在如今的文人群体中，不学无术之流越来越多，以攻击体制和政府，以“民主”为口号的韩寒就自鸣得意地放言“七门红灯照亮了我的前途”，其实真正的事实是：七门红灯仅仅不过是在特别时代内照亮了韩寒的钱程，韩寒以后的钱程是否还能依附不学无术胡乱骂人的卑鄙行动去照亮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法预测，但韩寒的不学无术确定是这个时代的通病，也是这个时代所有主义者的通病。
现在舆论界呈现得最多的不是爱国者，而是爱国贼，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民主贼，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民族主义贼，不是鲁迅精力的继承者，而是简略模仿鲁迅文风的砸文贼，不是想措施去解决实际问题的学者，而是一大群挖空心思找机会去炒作他们自己的穴者，因此才有某位大牌演员导演了一部短片《穴居动物》。
穴居动物们不以解决问题为己任，只以不学无术的炒作为目标，当然最后的目标依然还是为了照亮其“钱程”。
因此我在《文人无需民主》一文中强调的问题核心就是：文人就不该获取权利，不论是民主权利还是为谁当家作主的权利，都不应当让文人获取，甚至连所谓的“民意代表”或“公共知识分子”的权利也不该让文人得到，众所周知一旦让文人得到了以上这些权利后会产生多少不良社会成果：文人大多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才能或技巧，但在鼓动骚乱方面却大都具备很强的潜力。
爱好造谣毁谤指鹿为马并到处摇唇鼓舌惟恐天下不乱是古今多数文人的通病，能真正潜心研究问题的文人历来少见，爱好脚踏实地为社会服务并为社会提出中肯而可行的改良提案的文人也往往是凤毛麟角，多数文人都爱好生产文字垃圾，并把“学而优则仕”作为其个人的人生目标或“终极关心”，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值得信任的东西就是文人的呐喊及主义者的歇斯底里。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人的呐喊及主义者的歇斯底里，其实更接近精力病院里的那些病患——都是在一己私欲得不到满足之下的癫痫发作。
冷眼细观如今的文人群体，若把他们与胡适之和鲁迅等人对照，我们不难发明如今的文人群体早已变成了一大群专门爱好挂羊头卖假肉的混球。胡适之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己任，鲁迅以治病救人为目标，现在的文人却大多爱好信口开河乱放屁，尤其擅长说些不着边际的风凉话——无数社会问题尚待解决，无数体制弊病有待改良，文人就像百无一用的看客，只爱好站在旁边看着别人的热烈找自己的开心。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