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蕾的表姐邱静在省会城市生活，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元，却告诫小王“养儿不菲”：为了留住一个负责的保姆，也为了让孩子不因频繁调换保姆而无所适从，她和育儿保姆签了一个十年用工协议，同时承诺，现在每个月3300元，以后每年工资按10％的比例递增，此外还给购置一份每年4000多元的商业保险。
这些钱是为了抚平双方的信任危机：曾有不负责的保姆，趁父母不在用体罚等方法训诫孩子，让没有表达才能的孩子看见保姆就胆怯，“乖乖听话”；而对保姆来说，混乱的市场，“用完一、两年就毫无保障”的用工模式，也的确“很难不跳槽”。
邱静没敢告诉父母这笔花销，“他们不会懂得，为了给孩子一个安全、不焦虑的环境，我愿付出”。
邱静出生于1974年，她出生时母亲只能休56天产假就得去工作，但当时满足“安全、不娇宠、不焦虑”环境的成本极低——邱静就是被放在单位附属的托儿所，由单位职工的亲属当保育员看管长大的。
现在，当年打算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以单位、集体办幼儿园、托儿所的做法几乎不再，企业的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将它们推向社会。在压缩编制的大背景下，育儿机构还成了各地人事制度改革的突破口，编制被大批压缩，它们一旦从原有单位中被剥离出来，纷纷被关、停、并、转。
邱静为女儿所付出的高昂成本，正是为懂得决这个上一辈人从未面对过的社会难题。
由于中国学前教导义务不明白，经费得不到保障，幼教经费约占全部教导经费支出的1．3％，而巴西是5.1％，泰国事16.4％，发达国家则一般达到3％以上。2009年两会期间，全国妇联也曾提出关于强化托幼事业公共服务职能的建议。
然而，比起资源不足，更让很多家长愁闷的是，资源的分配仍不均衡。京城一家媒体前不久探访了北京市的公立幼儿园，发明能享有这些场地宽裕、硬件齐全的教导资源的，多是“批条子”进入的官员子女。
“在西方，学前教导常被视作补救弱势群体后代的一个重要环节。一些孩子出生不好，国家就通过资金和项目标倾斜，让这些孩子接收好的教导。那些权贵和富商，可以选择让孩子去上贵族学校，不会过多占用公共资源。”著名幼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燕对此表现，在中国，恰好相反。有权的，能让孩子进最好的公办园；有钱的，能进最好的贵族民办园；没权没钱的，则上便宜园，或黑幼儿园。
2009年，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者孙立平曾表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有时贫富差距大一点还没关系，最怕的是穷人失去向上流动的盼望，最怕的是一种失望的感到。”（文中王文蕾、邱静为化名） （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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