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说过：“知识分子就是爱管闲事的人！”知识分子这个词全球化以后，特别是进入中国以后，它的概念有了泛化。它的外延部分被人们作为知识分子的最终属性，认定凡有专业知识的人均为知识分子，这是不正确的。只有具有专业知识又敢于公开某个事件的观点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雨果是世界公认的文豪，他写《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但他不能算知识分子，他写《逝世囚未日记》才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这部作品的目标是为了在法国取消失世刑。苏联的萨哈洛夫是核物理学家，但也还不能算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前极权制度下的苏联主意保护人权，并公开发表自儿观点的时候才是知识分子。章太炎是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我们也不能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参加同盟会，主笔《民报》，著文鞭挞满清朝庭时才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最先产生于欧洲，因为欧洲有非常长的与极权政治对峙的传统。在公元前六世纪，雅典的国民就以演说和争辩的情势使民主得以真正行使。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本来不知道经济学家顾准逝世前，重病中为何写《希腊城邦制度》这部书。读后才恍然大悟：其实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东方法的独裁主义大王国，在顾准看来是一种“蛮横人”的制度，他写道：“这些城邦显得具有某种个性，这种个性愈是高度发展，愈是强烈地被意识到，就愈不愿意哪怕是部分地就义它。……每个城邦向它的邻邦请求它的自由和自治，请求有权按照它自己的意愿处理它自己的事务。”在文革中，顾准敢于冒逝世写下这部书，学者李慎之说，顾准其实是“拆下自己肋骨当作火把，用以照亮黑暗。”
顾准把远擅长中国历史的古希腊城帮制度与大一统的封建独裁制度对照，这堪称远见卓识。顾准不仅是中国提出“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也是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视为经济发展枷锁的第一人，他是当之无愧的知识分子。
其实，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利是一种反比例关系，政治强权无所不在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十分微弱，甚至完整被阉割；当政治权利被削弱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才会逐渐强盛，并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应当是社会的良心，是科学、民主、自由、公平、公平等人类基础价值的守护者。知识分子是根据这些基础价值，作为社会的批评力量而存在的。由此，我们知道，一个旧的政治制度与—个新的价值系统之间不能兼容的时候，权利与权威相分别，社会就会进入一个振荡强烈的变更时代。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