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实习记者王欢报道，色情行业在日本被称为“风俗行业”。风俗业在近现代日本依然是好色男人不可或缺的性欲排解方式，尤其对于那些无法结婚的男人来说更为需要。
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细菌学家野口英世的单身生活历史，便是最好的证明之一，还有值得“感谢的”日本作家——渡边淳一。这位重视以性爱方式分析人格的日本作家，他在《遥远的落日--细菌学家野口英世传》中详细地记载了这位日本著名科学家的嫖娼生活。
年轻的野口英世（那时尚叫清作）在东京一所医学校“济生学舍”读书的时候，暗恋上了一个名叫山内夜音子的少女，但夜音子对他根本不感兴趣，尽管他们后来在同一个“济生学舍”里巧遇了并一起学习，尽管野口清作极力向她自吹自擂，厚着脸皮推销自己，并不失时机地向夜音子大献殷勤，但夜音子仅对他表示感谢而未表示过热情。
这个身材矮小的青年男人由于“对夜音子的追求得不到回应，这种无法泯灭的焦虑使得清作开始频繁出入花街柳巷”。那个时代日本的青年男人第一次接触异性、第一次性生活大都是在花街柳巷。野口清作在三城泻的时候，虽然在母亲的强迫之下，和一个叫乙女的少女订婚，在举行过简单的订婚仪式之后，乙女也一直和他们住在一起，但由于清作不喜欢她，据说连乙女的手也未碰过一下。“清作第一次接触女人是在芝伊皿子时被学院的看门人带到洲崎去玩的那一趟”，从此他一发不可收拾，尽管他很穷。“当时有句俗话说：吉原的女人，哪怕是小店面也要四十钱。可是一经尝到了玩女人的乐趣，清作只要手里一有钱马上就会跑到那里去享乐一番”。而他一个月的收入不过十五元钱。他并不是因为在花街柳巷找到了爱，或者被爱他的女人纠缠住而不能自拔，而是由于精力旺盛的他得不到心爱的夜音子的欢心而烦闷，才去那种地方寻找发泄的途径。有时候，清作正看着书，突然情欲来了就无法忍耐。一旦跑去玩过之后，很快就神清气爽地回来了，仿佛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
有日本人也自嘲称：“对于清作来说，花街柳巷是个不需要装腔作势、强颜欢笑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那里他可以不必顾及任何人的脸色，可以随心所欲地尽情玩乐”。
日本自”武士“社会以来形成了一个压抑的等级社会，尤其是那些有生理缺陷的人或出身低贱的人，他们还要受到精神上的压抑，他们排解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拼命地工作、拼命地钻研技术以期望别人对自己另眼相看；一是在花街柳巷中迷失自我，忘记痛苦，在女人的肉体上寻找“自尊”。比如这位身材矮小的清作，在妓院里他比较喜欢的是身材高大的女人。“只要身材比较偏大，那么无论是谁都可以。说得更极端一些，只要是女人就行”。
这位日本后来的大科学家为了满足随时激发的冲动，到处借钱，有时根本不是借，而是勒索和要挟他的朋友。写信无效的时候，有时甚至上门找朋友要钱，“他厚颜无耻的劲头简直连入户强盗都自叹不如”。
战后的日本与战前的日本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尽管一切都在改变，但风俗业以及妓女、艺伎的存在对于日本社会的价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看守政府似乎比法西斯政府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日本宣布投降后，美军立即进驻日本，曾经纵容本国大兵强奸他国妇女的日本政治家们不免担忧起来。日本是一个善于忧患的民族，他们总要防患于未然。看守内阁政府立即决定，继续推行"慰安妇制度"，希望借助那些日本"神女"们来保护所谓良家妻女的贞节，于是慰安妇们的工作比战前“更有意义了”。
由于日本政府的这一肮脏操作致使娼妓泛滥、性病蔓延，首先威胁了美占领军的安全。1946年，占领军以联合国最高司令部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在日本废止公娼”的备忘录。但日本政府并没有立即废止，而是将公娼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私娼地域营业，将坐地妓院变成了“接待所”，娼妓变为“接待妇”，想继续保持战前的“集娼”政策。
但是，麦克阿瑟的美军总司令部非常重视在各个街道里泛滥起来的以私娼为中心的“卖春妇”对占领军和国民生活的影响，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制定处罚卖春的法令。日本政府则以“战后性风俗的紊乱”为借口，将游廓（即妓院）及其他“卖春地域”存在的特殊饮食店限定为”风纪上的障碍地域，承认在这里集体卖淫“，制定了“赤线区域”（红灯区），采取部分的禁止。到1948年才由政府提出了“卖春等处罚法案”，但是在审议过程中不了了之。
后来，该法案被提到第十五次国会，但该国会在审议未见结果时就被解散了。接着又被提到第十九次国会、第二十二次国会，因为反对和主张延期实施的议员过多，法案未获通过。就这样，处罚“卖春法案”常常在国会中被反复议论，终于引起社会舆论对于反卖春问题的普遍关注，正面反对该法案的议员们受到舆论的普遍批评，1956年《卖春防止法》制定，1958年公布实施。
直到今天，“私娼”在日本仍是“公开的秘密”。在东京，大阪等一些大城市里，成群的打扮亮丽（日本人说“卡哇伊”）的日本姑娘，在晚上的卡拉OK结束后指着车站旁边的楼房会说"那里是做那种事的地方"，其经营者是类似黑社会的流氓地痞，在日本称暴力团、恶党。
在美国人的压力之下，那些为“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服务的日本女人们失业了，没有其他技能的她们流浪在街头成了“暗娼”，这无论在收入还是在人身安全方面都缺乏保障。曾经响应政府号召从事慰安的妓女们于是集体游行，要求政府给她们一定的待遇和职业公开化，她们会振振有词地说：“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平息了美军离开家属后的性骚动和孤独情绪，使他们的心理和生理得到满足，才使日本战后的秩序得到安宁，我们对日本战后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驻日美军太多，即使日本政府筑起了肉体保护墙，美军强奸日本女人的事件也经常发生，日本人敢怒不敢言，正如日本电影《人证》所反映的一样。假如日本政府不采取这样的措施，相信类似的强奸事件会更多。
在美军占领日本的初期，一般的美军士兵是寻找妓女，至于高级将军和美国商人，他们最感兴趣的就是日本艺伎了。对于这一现象的最好说明还是一部众所周知的小说《艺伎回忆录》及被美国人改编的电影《艺伎回忆录》。据说这一电影拍摄的时候，日本没有人愿意去演艺伎，因为对于日本来说那是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