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东大学最近公布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中，校长徐显明的名字悄然消失。在此之前，已有吉林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的校长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一校之长不再是学校最高学术机构的代表，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能否成为高校去行政化的一个积极信号?有人认为这一做法是高校去行政化的破冰之举，也有人认为推进高校“官学分离”还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这一事件引起教育界广泛关注。
校长徐显明：希望给学术更大自由
山东大学历届学术委员会主任都由校长担任。然而，在最近公布的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名单中，校长徐显明的名字没有出现，主任由中科院院士、山大物理与微电子学院教授王克明担任，其他22名委员也由各学科带头人担任。
在山东大学之前，已有包括吉林大学等少数几所高校在内的校长退出了学术委员会，把学术事务上决策的权力交给专家教授等学术权威。
据了解，学术委员会是高校的核心机构，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承担重要作用，在包括学校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学科研成果评定等一系列重要事项上，发挥学术评价和决策职能。
“学术委员会应该是学术权力的重要表达渠道”，但在徐显明看来，在目前高校行政化的环境中，学术委员会的教授治学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徐显明说，目前，我国高校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在价值观方面，从“只服从真理”“学术至上”转而成为“管理至上”“利益至上”。以行政为中心，校长、处长、院长几乎掌握了学校的所有学术与公共资源，教授、教师只是被配置的对象，要获得学术资源，就必须获得资源配置权，因此，教授争当处长、院长现象蔚然成风。
“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和侵害了学术的和民主的权力。我退出学术委员会，就是希望能给学术更大自由，推动行政权和学术权分离。”徐显明说。他认为，要想在大学里实现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就要树立一种理念，在大学里，权威不是校长，而是教授、学科带头人，是离真理最近的人，而且大学里肯定不止一个权威。
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刘杰认为，校长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在教师的招聘、考核、晋升，学校的学科发展、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配置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会发挥行政权的主导作用。他认为，学术委员会应拥有决策功能，行政机构的职能是配合执行，而不能由行政领导说了算。 破除“官学不分”应从健全体制入手
采访中，很多专家教授为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叫好。他们认为，教授治校、学术至上的办学理念是大势所趋。大学的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应该代表专家教授的声音。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专家学者代表着学校学术发展方向，应该形成崇尚知识和作为的大学文化，而不是崇尚权力和地位。
但也有专家认为，高校官学不分的根源在于体制不健全，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并不能解决高校行政化带来的所有问题。
山东大学教授马广海认为，去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要使教授治学的权力落到实处，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校长在不在学术委员会里，机制不健全，校长不在学术委员会里也一样会干预学术权。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知名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对高校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分离能起到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现在很多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就是一个摆设，一年开不了几次会，而且很多时候是在行政部门及行政领导的要求下才开会，并不是作为学校独立的决策机构在履行权力。”
目前，我国大学校长同时从事学术研究是一个普遍现象。徐显明认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是导致“官学不分”的原因之一。目前，大学校长常常从学术精英中选拔，这里面有些人适合当校长，有些人未必就适合。他认为，高校去行政化的关键，是要推行职业大学校长制度，校长要和学术研究划清界限，不然，不仅干不好校长，更做不好研究。
熊丙奇认为，校长搞学术研究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有可能会动用行政权力为自己捞课题，或者是为自己的课题组捞课题。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有些人在担任校长之前，学术成果很少;担任校长之后，学术成果反而增多。这显然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也是高校学术不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认为，校长职业化是趋势，大学校长包括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负责人不能再从事学术工作。
徐显明认为，目前我国大学尚未建立职务保障制度，很多人在作了大学校长后，还不愿意放弃某研究所所长或者某重点实验室主任的职位，就是为了保障不当大学校长后仍然可以获得人们的尊重。他认为，应该建立完整的职务保障制度，包括履行职务时及离开职务后的制度保障，让大学校长以管理、经营、服务大学作为自己的最高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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