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有些医院连制定表面上相对客观标准都顾不上了。上个星期，底特律的福特医疗系统（Henry Ford Health System）向下辖六家医院的医护人员发出一封内部备忘录，信中说，“因为物资紧缺，我们需要仔细筹划，生存机率高的病人是我们的第一重点，必要时可以对在呼吸机上或重症室中已经有一段时间却没有好转的病人终止治疗。”
备忘录被媒体曝光以后掀起轩然大波，在美国这样一个建立在基督教教义基础之上的国家，人们相信只要上帝才有权主掌生死，而医院拔管和杀人没有区别。但即使是按照怀特教授的看似客观公正的评分机制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做出评估，在这个把“人皆生而平等”写入《独立宣言》的国家，也无异于在人们的道德理念上投下了一颗炸弹。
美国人对医疗机构在生死问题上应该扮演的角色一贯持保守态度，当年奥巴马总统推出全民健保方案之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弹，反对者的一记重拳就是宣称全民健保是由国家统一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等于由国家和医院决定民众的生死。
这套健保法案中原本有一个条款，要求保险公司为医护人员报销向病人提供临终关怀咨询费用，本来是为了鼓励更多民众提早做好临终计划，却引得前阿拉斯加州长佩琳为首的保守派，直接把该条款叫做“奥巴马死亡委员会”。 因为来自全国的压力太大，奥巴马的全民健保方案最终砍掉了这条。
在堕胎问题上，美国人这种对生死的理念体现得更为明显。反堕胎者认为生命应当从未成人形的胚胎算起，去年阿拉巴马州通过的反堕胎法，甚至将强奸、乱伦导致的怀孕也列入禁止堕胎的范围，为这些怀孕女性做堕胎手术的医生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如今，医院因为物资不足要对一些已经来到这个世界的生命宣判死刑，可不就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吗？
但新冠疫情带来的关于生命价值的道德拷问，并不止于病房之中。居家避疫拉平曲线和经济停摆民不聊生之间的矛盾，说到底是也一种全民参与的生命价值的博弈。
一些专家估计，如果不采取任何隔离措施任由病毒传染，美国将在半数人口被感染之后获得全民免疫，而新冠感染后的死亡率差不多是1%，按照这个比例计算，在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美国新冠死亡人数差不多会是170万，其中很多可能是老弱病残。
而封城之后经济受到重创，之前已经有研究表明，大萧条时期的经济状况低迷的确曾导致自杀率上升，也有学者指出失业后穷困潦倒的人在生病之后更容易死亡。而3月进入攻坚战以后，美国已经蒸发掉70万个工作岗位，专家预测还有至少2000万个工作岗位会在抗疫中消失，单是三月份最后两周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就达到了1000万。
两害相权哪个轻？这要看你问的是谁。比如69岁的德州副州长Dan Patrick在3月23日的电视节目中就说：“要我说就让大家回去工作，恢复正常生活，大家聪明一点，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人就自求多福，但不能让整个国家为我们牺牲。”
特朗普总统在3月23日的记者会上提出“我们决不允许药比病更伤人”，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按照他当时的计划，美国人现在差不多已经要结束居家避疫，恢复正常工作了。这个计划把全国人民吓得不轻，以至于特朗普曾经一度放弃，但在4月4日的记者会上，他再次提出要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不能总是这样下去”。
以170万人的生命来换全美国3.27亿人活下来的机会，你换还是不换？这和大刘那个“吃还是不吃”的问题简直异曲同工，不管你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从道德角度看都是错的。
但在生存压力面前，有多少人还有功夫去考虑道德的事呢？人这个物种原本就是物竞天择的产物，我们常常误以为是精神文明给了我们高于其他生灵的道德标准，但其实说到底物质文明才是根本。穷国不能做到的众生平等，富国在手头紧的时候也一样做不到。对生命的漠视往往是捉襟见肘时的迫不得已，对生命的尊重往往也是仓廪丰实之后的水到渠成。所以在疫情面前，各国之间那些基于道德标准之上的仰视和俯视，看起来实在是件很荒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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