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把“人皆生而平等”写入独立宣言的国家，是不是要选择性地救治新冠病人，这个问题无异于在人们的道德观念上投下一颗定时炸弹。
3月28日，医护人员将病人送往美国纽约布鲁克林一家医院的急诊室。摄影/郭克多年前，科幻作家刘慈欣在跟科幻评论家江晓原的一次对话中抛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吗？” 老百姓不像作家那么弯弯绕，咱们一般这样问：“你妈和你媳妇掉水里先救谁？” 不论怎么问，在生命之间做出价值判断和利弊取舍对文明社会中的人类来说，就像那个找不到厕所尿了床的噩梦一样，总是能让人吓出一身汗，过后却也可以自我安慰说，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现在，美国抗疫走到今天，人们面对的就是这个终极追问似的难题。
4月4日，美国确诊病例超过30万，死亡8000人；纽约确诊病例近12万，死亡超过3500人。从4月2日到4月3日午夜，纽约市有562人因新冠肺炎死亡，相当于每两分半钟死一个人。到4月4日，纽约州新冠住院人数为1.5万人，其中4000人在重症监护室。在4日的记者会上，纽约州长柯莫感谢马云基金会、蔡崇信夫妇基金会和阿里基金会向纽约捐赠的1000台呼吸机以及俄勒冈州捐赠的140台呼吸机，这些将帮助纽约缓解燃眉之急。
但呼吸机的缺口看上去仍然像个无底深渊。纽约州需要1.7万台呼吸机才能度过难关，而目前美国的战略储备库里一共只有1万个，还得照顾全国的需求。
全国很多地方的情况也都不容乐观。波士顿布雷汉妇女医院重症治疗医生拉玛斯（Daniela J。 Lamas ）在4月3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记述了一位新冠感染重症病人家属的来电，家属请求医生不要因为自己的太太身患癌症，就在呼吸机不够用的时候給她拔管。
“你不了解她，他说，是，她有晚期癌症，但在这场肺炎之前，她还在医院病床上通过电脑开工作会，她聪明得像精灵一样，我们还有很多人生计划，有很多地方还想一起去看看。”拉玛斯医生写道，“这时候我才明白我这位病人的先生是什么意思，他是想向我证明，他的家人是值得救的。即使我现在可以跟他说我们医院呼吸机还够用，我们会尽可能救治他的太太，若非家属提出，决不会拔管。但我还是浑身颤抖，因为以后这样的对话会越来越多，总会有一天，我的回答可能会有所不同。”
事实上，美国的很多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已经开始为这种至暗时刻做准备。3月30日，哈佛大学医学院医德中心以全体研究人员的名义在《波士顿环球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医疗机构准备好面对“危机时期道德标准”。“多年来为应对可能到来的全国或全球疫情危机而制定的这套道德标准，要求医疗机构从平时着眼于向每位病人提供最好的救治转为从全局考虑的模式。这是我们能够在保持职业操守的情况下，对所有病人尽到责任的唯一方法。”文章说。
什么叫从全局考虑？说白了就是为达到群体最大利益而牺牲一些个体的做法。但所谓“这套道德标准”其实只是个统称，美国并没有一套统一的标准指导医护人员应该如何去顾此失彼，医疗机构和地方政府只能按照各自的心理承受度做出自己的选择。
九年前发生禽流感之后，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教授怀特（Douglas White）就开始研究一套危机时期医院对病人的评分机制，根据救治病人人数和病人预后两个指标，按照病人当下在医院的存活概率和出院后一年、五年的存活概率对病人做出评估，优先救治有希望活得更久的病人。疫情开始后，已经有40家医院决定采纳这套机制，宾夕法尼亚州也根据这套评分体系拟定了全州医院救治优先排序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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