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腐败问题如今已经成了让老百姓痛心疾首的顽症，成了危及社会稳固、危及民族发展的罪魁祸首。当前，腐败分子之所以肆意猖狂，一方面是由于既得利益的保护，但是最基本的是缺乏大众的参与。
回想一下三十几年前的毛时代，几乎没有腐败现象。那时候每个单位的决策、利益分配都是在群众会上表决的，而不是个别领导关起门来“研究”出来的。领导的一言一行都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在群众会上，每个国民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检举领导的不当行动。比如说，一个车间主任多吃了一顿饭，多拿了一把扫帚，在车间对哪个女同志多说了几句话，对她进行了照顾，群众都会检举出来。谁检举得越多，谁的功劳就大。在这样的语境下，想顺手牵羊捞一把的领导，基本站不住脚，会立马被轰下台。
近三十年，大众的劳动积极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调动，发明了大批的物质财富。但是国民在公共事物的话语权、决策权被淡出，甚至消散，领导的权利日益膨胀。普通大众无法得到和保护自己的发明的物质财富。普通大众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多半是匿名举报，即使是匿名举报，最后也会受到莫名的打击。据最高国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法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遇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甚至于有些打击报复行动已披上合法化的外衣。在实践中，常常呈现举报人举报后被穿“玻璃小鞋”情况。如借优化组合、聘请合同期届满、提级提升工资、发放奖金等机会将举报人转岗、下岗、解聘、不提级、不提升或扣发奖金，还有的辞退甚至开除；授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而作出行政决定，对举报人作出不公平的处理，如利用举报人工作中的毛病，借题施展，对举报人作出不适当的处理等等。
要化解当前日益彰显的社会抵触，腐败不除，国无宁日。国民群众是历史的发明者，是物质财富和精力财富的发明者。每个国民都是“反腐圣斗士”，这并非因为他们受过什么反腐侦察的专业训练，首先源于他们都是社会财富的发明者。正是这种天然的利益关联，让国民对腐败有一种切身的利益痛感，使他们对官员腐败有一种刻骨的仇恨和敏锐的监督意识。如果反腐者不受大众的监督，反腐者本身就是腐败利益群体的一环，“反腐硕士”本身即可能成为“腐败硕鼠”。从所查处的不少案件来看，不少以反腐为职业的纪律书记，成果也成了“腐败硕鼠”。
在事关民族危亡的生存大计上，反腐离不开大众。大众有火眼金睛，每一个单位，每一个领导权利的实行，都应当在大众的监督之下。大众，唯有大众，才干筑起反腐的钢铁长城，才干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