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理论的正式提出是在唐朝。不过唐人多将意与境离开，从各自的角度阐发。如白居易《文苑诗格》（有人说是后人伪托白氏所作）说：“或先境而后入意，或入意而后境。”就是说情兴之所由有种道路，一为先境而后入意，即有点睹物思情或触物起兴的意思，作家由眼前自然之境的触动而产生诗意；另一种为入意而后境，有点造境的意思同，即作家先有了创作的激动然后由心中孕育出可寄寓情思的客观景物，说到底这种造境虽由心生但仍有自然景物的痕迹。无论哪种道路，白居易在此都是将意与境明白离开论述，将两者视为各自独立的却有先后次序的过程。又如[文镜秘府论·地卷——王利器校注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日本金刚峰寺禅念沙门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地卷》载唐人语说：“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好。”注意到专讲意之弊病，也注意到专讲景之弊病，这里有了把意境当作整体概念的意图，但尚未明白表现，而且只关心意境的美学特点，未能突出作为构成论的意境层面。是为分述之流弊。自然分述有了方便之处，它易于辨析意境构成层面的特点。至于王昌龄《诗格》所云“景物与意惬者相兼道”似乎偏于从合的方面去懂得，所以才会提出诗有三境：物境，情境，意境。缘此，“意境”这一中国诗学中最重要的也是其所独有的范畴被确立，被正式用作艺术表现的术语，成为中国诗歌的基础性格。而王昌龄也成为意境论的转折性人物，为此后的意境论者供给了一个核心术语。
表面看来，王昌龄从整体上把握了心与物的契合即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统一请求，也把握了情与景的融合，即就作品所表现的审美特点而言的请求。然而，所谓三境实难截然离开，三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宗白华.美学与禅境[Ｍ].北京：国民出版社，1987.第214页]宗白华评之曰，物境，是“直观感相的渲染”；情境，是“活泼生命的转达，”；意境，是“最高灵境的启发”。经他仔细地界定，从美学层面上强行将意境与其他二境区离开来，可谓一大了不起的整合工作。可是还是在艺术表现层面上把意与境决裂了，虽有意境之词，而乏意境构成要素之凸显。
宋代和尚普闻在其《诗论》里将诗断然分为“意句”和“境句”，更是走分的道路。到了明代朱承爵则有“诗之妙全在意、境融彻”的说法，就是说要将两种东西搀合在一块，但未明提合在一块后会结成什么东西，本质意与境的融彻并未产生质变。此外还有《远山堂剧品》“境界妙、意致妙”，清人作品《说诗菅蒯》“境贵幽、意贵闲冷”之论。[李壮鹰.中国诗学六论[M].山东：齐鲁书社，1989.第186页]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亦然（见李壮鹰《中国诗学六论》第186页所载），依然是从分的角度来论述。这些论述都分析了意境理论的重要审美特点，探讨了意境营造的方法和道路，为意境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也有必定影响。然而总是有缺憾，不能很好地在分述之后加以整合，从而赋予意境一个明晰的范畴。
中国古人在刘勰之后爱好分解意境，这重要因为中国古人审视意境的思维方法有关。大家知道，这意境一词与儒道佛三家思想都有很大关系。意境论就是在这三家哲学思想的揉搓下渐次形成的。意也好，境也好，经常一身而兼二任，两者互相拥有对方的内涵。再加上还有些相干的词如象、格、境界等都和意境不能泾渭分明。这样，儒家的意象论，如刘勰所言“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道家的道象论，如作为中国古代第一个明白提出意境论的权德舆，是一个文必称庄子的人，他直接应用庄子的语言“得于无间，合于天倪”来论意境；佛家的境界论如皎然“神会而得”、“取境”和“因心造境，以手运心”，三家思想搀杂共存，要形成一个共同的词来涵盖三家论述的统一是需要历史的演变和接收过程的，并不能由哪个诗学家顺手拈来。也许有人有过这种打算，但即使是找了一个力图包容三家复杂思想的概念，也势必危机重重。即便是王国维起初用“境界”一词表达意境本旨，显然利用过于宽泛，后来才用“意境”来明白表达自己的初衷：写情则沁人心脾，有意也；写景则在人耳目，有境也。而且其论述仍然有很多自相抵触的处所。所以说，中国古人往往执其一端论者多，合者为少，是与审视意境的宠杂思想起源密切相干的。后经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等先生的现代阐释，意境才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最终固定下来，那就是寻求心坎与外物、情兴与景物、本质与现象的浑融统一；同时也更完好地照顾到两个层面的内涵，具有宽广的包容性，又有高深的奇特征。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