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工作室越来越大了，我们的展览越来越多了，我们的饭局越来越豪华了……我们的思念越来越浅了，遗忘能力越来越强了，孤独越来越深了，记忆越来越短了，我们的过去越来越远了——
20年后再相聚
在艺术家叶永青的记忆中，这群老朋友在中国美术馆的相聚隔了20年之久。
1989年，30岁的叶永青和西南艺术家群体的朋友到北京参加“中国现代艺术大展”，那是首个由中国人主办、在国家级美术殿堂举行，旨在回顾与总结“85新潮美术”的展览，共有180余人、近300件作品参展。
今天很多光环耀眼、身价上亿的艺术家，在那时还不为公众所知，他们的作品只是蜷缩在某个角落里。毕业后留在四川美院任教的叶永青和张晓刚等人坐火车从重庆到北京，由于没钱托运作品，他们只能卸下画框，把画卷成卷随身携带，就像几个“弹棉花的民工”。当时他们甚至交不出100元的参展费，“非常焦虑，真的没有钱了，身上只有100块钱，可我们还要在北京过一个月，非常为难。”叶永青说。
就是在那次展览上，艺术家肖鲁向自己的作品开了两枪。这两声枪响几乎终结了“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也被批评家栗宪庭称为新潮美术的谢幕礼。
21年后，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建构之维——2010中国当代艺术邀请展”于8月18日至9月2日在中国美术馆举行。除蔡国强外，罗中立、张晓刚、王广义等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的20位“特聘艺术家”均有作品参展。
当这些老朋友再次于中国美术馆集体亮相时，贫穷与窘迫早已成为过去。当年交不出参展费的叶永青已经是“全国唯一一所国家级综合性艺术科研机构”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艺术总监。经过艺术市场的洗礼，他们的作品动辄可以拍出上百万元的价格。当代艺术也已从“洪水猛兽”变成国家支持的“创意产业”，官方曾避之不及的艺术家们，成为展览的座上宾。
“30年来，我们以中国美术馆作为现场的展览，好像是特例，不是常态。”叶永青说。
在展览开幕式上，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感谢文化部领导对这次展览的关注”；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罗中立表示：“感谢各级领导对这次展览的关心”。因此，不必担心21年前中国美术馆里的“搅局”行为——枪击、孵蛋、抛避孕套会再次上演。一位《东方早报》的记者观察到，就在展览正式开幕前10分钟，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商量，如何避免一位参展艺术家作品中的裸体镜头被当天出席的领导看到。
时间在这里留下痕迹
在许多活跃于上世纪80年代的艺术家简历中，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成为他们结束80年代的集体节点。那之后，叶永青住在北京的栗宪庭家，白天抽烟，晚上靠和方力钧等人喝酒打发时光。
一些人离开了中国，一些人改变了自己的艺术观，有人就此沉寂，也有人迅速崛起。
“那个时候，中国文化把西方当做一个参照系，但这个参照系是间接的，我们是从书本上知道西方。90年代很多艺术家开始去（国外）交流。中国的这一代艺术家，从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到真正去跟外来影响面对面地接触、开始回头来学习，是一个倒过来的过程。”叶永青说。
此次展览也在试图展现这种变化。展厅中没有罗中立那幅曾经引起美术界争议、此后进入美术教科书的《父亲》，但在他的近作雕塑上，那沟壑分明的皱纹，遗传自30年前的农民“父亲”；没有徐冰的早期代表作《天书》，却展示了其自“没人能读懂的书”到“谁都能读懂的书”的转变——由共识符号组成的《地书》；没有张晓刚的成名作《大家庭》，但在其近作中依然能找到那张表情漠然的脸。
一个更加直观的改变来自作品的数量。同样在中国美术馆，从20年前的近300件作品到今天的50余件，从180余位参展艺术家及无法统计数量的“行为艺术表演者”到今天的20位“院士”，有媒体质疑，当代艺术的多元现状不是这些人所能“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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