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空投才能本就有限，再加上共军高射炮封锁，城里很快断粮，成了人间地狱。粮价飞涨，高梁米卖到2亿元一斤，豆饼卖到1.5亿元一斤，山货行存的牛皮、驴皮、马皮之类卖到2、3亿元一斤。各种能吃的东西都吃了，有人甚至吃起了人肉。段克文提到，有人将小孩诱进屋里，一棒打逝世，然后斩头、剥皮，大卸八块，煮了自己吃，日子久了，甚至做起人肉生意来。
当时的吉林省民政厅长兼长春市长尚传道在共方狱中曾交代说，长春饿逝世约16万人。长春人口本有50万人左右，中共进城时仅剩17万人（段文说仅剩6、7万人，疑为文字错误，其中围城初期由于封锁不严流亡20万人左右）。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长春国军防守经过》中说：“据最低估计，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6月末到10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15万具”。即使中共官方也承认当时饿逝世12万人（后来尚传道回想录里供给的也是这个数字）。参加围城的共军官兵说：“在外边就听说城里饿逝世多少人，还没觉怎么的。从逝世人堆里爬出多少回了，见多了，心肠硬了，不在乎了。可进城一看那样子就震惊了，不少人就流泪了。很多干部战士说：咱们为穷人打天下的，饿逝世这么多人有几个富人？有国民党吗？不都是穷人吗？”段克文也提到，当时城里传闻，说共军的一名连长，目睹不准放人的那种惨状，心里极度不安，就自杀逝世了（张正隆著：《雪白血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P358－373；张戎等：《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P274－276；段克文：《目击长春围城惨象》，文见于郑义编著：《四大战斗本相》，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P110－118）。
“史诗性战斗巨片”《大决战·辽沈战斗》在演到长春“和平解放”时旁白道：解放军兵不血刃接收长春，这座塞外春城在长达7个月的围困后，“终于像一个熟透了的苹果掉落下来”（大意）。是的，若从“战斗领导艺术”来说，长春之战确实称得上高超——长春曾是伪“满洲国”首都，经过日伪和国民党多年的经营，城防异常紧固，再加上有国民党第一兵团10多万精兵，若强攻，必致共军重大伤亡，“不战而屈人之兵”，当然是“高超的战斗艺术”。后来，长春围困战竟然成了共军加以推广的“长春模式”，粟裕大将就曾说这一模式后来在“若干城市采用过”。
从古至今，类似的围城战不绝于书。公元前617年楚穆王围困宋国首都河南商丘9个月，致使城内百姓“易子而食，析骨为爨”。公元757年唐将张巡困守睢阳（仍是河南商丘），共吃掉老人妇女小孩两三万人，被台湾杂文家柏杨先生骂作“禽兽”。长春围困战与这两次历史上的商丘围困战也有一个不同之处：长春守方对难民放行，而处于主动地位的攻城方却出于让这些百姓耗费敌方粮食，和制作大范围饥荒以崩溃敌军士气的目标，却不许人们逃难！康德曾说过，人是目标，而不是手段。既然今天可以将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当作克敌制胜的筹码，那么以后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巨大幻想”，或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什么样的手段不可以采用呢？实际上，1948年长春城内的灾害，是与一二十年后的“大饥荒”和“文革”有着紧密的内在接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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