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大致有这么几种观点：一种是人性本善，代表人物为孟子；第二种为人性本恶，代表人物为荀子；第三种是无善无不善，代表人物是告子；第四种是善恶混杂，代表人物是扬雄。综而言之，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两种观点分歧。首先主意先验一元论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接着孟子提出“性善”一元论，他论据的重点是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于是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把人性比喻成水，虽然这个比喻未必适当，但由此可看出他的性善立场。告子与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有过一场著名的争辩，告子的论点是“性，无善无不善，即可认为善，可认为不善。”他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或许由于孟子善辩，抓住告子“生之谓性”这一弱点，进而驳之曰：“既然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告子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这一问使告子吃瘪，无理可申，就此败北。不过虽然孟子克服了告子，但至于人性是善是恶的问题始终还是悬案未决。此后，荀子提出性恶一元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取生而辞嚷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此外，老子与庄子当属主性善一元论派，所以崇尚自然，返璞归真；而申不害、韩非则属主性恶一元论派，所以“尚刑名”。到了汉代，刘安等则从老庄学说，主意性善，《淮南子》一书的《人间训》篇中说：“清净恬愉，人之性也。”董仲舒在人性问题上认为“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这种论述的方法颇似荀子，而其意思则与告子雷同，但董仲舒并没有保持先验一元论，而是协调孟子和荀子两家的学说。到扬雄出，主意人性善恶混杂的二元论。扬雄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也与？”此后，唐代的韩愈、李翱，以及所有的宋元明理学家，直到戴东原和谭嗣同，都对人性作了一番论述，或以有善有恶、性善情恶；或以性即是理，理即是性；或以理与气的二元而论性，愈说愈玄。其中明代的王阳明给性的问题下了一个较为明白的定义：“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但是这四句话彼此间又自相抵触，比如体与意的抵触，这个能动的意是否是由体上起作用？如果是体上起作用，那么体中就应包含意即善恶的功效，何以说体是无善无恶呢？王阳明晚年也自觉不对，于是又作了补充，但仍未能把它彻底弄清说透。其实迄今为止也尚无一人将此彻底弄清说透。
清代的王国维主意性有善恶二元，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上的性善性恶二元论比性善性恶一元论优越，主意先验的一元论也比性善性恶一元论高超些。
南怀谨指出，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观争辩的要旨，其中最大的要害是界说不清，大家只从建立行动道德的要点争辩人性本善本恶的定见，并没有先把行动道德的问题暂且搁置一边，先行严格探寻所谓人性的本身，它毕竟是什么？他们讨论的都是以有了生命之后的人性行动作基准，而没有论及先天形而上的人性本体论。所以只能说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尚停留在心理学、伦理学、遗传学等范畴，与真正的哲学则尚有距离。
而殷山则认为，性和气恶并没有直接关系，善恶评价的对象是意志范畴内的“行动”，不是性。性是天命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如有生必有逝世，饥要食，渴要饮，并无善恶可言。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