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陶、庄相比，书法家包备五教授就一点都称不上“怪”了，虽然他也邪门儿得可以。本校的老先生们都说“包老师的字太好了”，但他只是教书，从不参加各级书协的任何运动，没进过专业“圈子”。据说，他生平保持只参加一种书法展——本校教师书展。
有一年，山东省政协主席托学校向这位省政协委员要字，吃了瘪。他跟学校领导说：“领导的话有时说完就完了，你们不用太认真。他要是真爱好我的字，还会再开口的，到那时再说。”
但曲阜乡下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头儿，请同村一位在学校当临时工的青年领着上门索书，却能手到擒来。包备五不单痛痛快快地写了一幅岳飞《满江红》，而且担心他没钱好好裱糊，还亲主动手给装裱起来。“他确定是真爱好才来要的，所以必须认真看待。”包先生对我说明。
学校一位不认识的勤杂工，有一天突然敲包先生家门，忐忑不安地说，他妻子生了急病，多亏附近一家驻军医院抢救脱离了危险。他不知该怎么感谢大夫才好，客套半天，人家提出“想要包老师一幅字”。包先生一听是帮忙治病的事，二话没有，铺纸就写。
不给政协主席写，却给农民写、给工人写，包先生的故事在校园里传为美谈。难得的是，他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毫不刻意、造作，一派纯天然。
还有前面提到的李毅夫副教授。上世纪30年代的留美经济学硕士，自50年代到80年代跳过3次系，教过中国历史，教过英语，将近60岁时又改研古汉语音韵学——“终于跟政治彻底无关了！”样样都曾做出很好的成绩，但也因为变来变去，只能以副教授头衔退休。老人家是真正的乐天派。“文革”期间曾以“特嫌”被红卫兵扭送监狱，竟然因此跟监狱长成了朋友，上世纪80年代两人都退休后还时常互相串门儿。
有这么一群怪才栖居，使这座校园内部充盈着“郁郁乎文哉”的气味，使外面的人看校园有点“深不可测”的敬畏。
这些“怪教授”们，如果不是在大学校园，社会上还有哪儿能够让他们容身？而如果一所大学连一个“怪教授”都留不住、容不下，全是些“正常人”，又将是多么寂寞、多么俗不可耐！曾经，很多大学校园都传播过与“怪教授”有关的故事，惋惜新版本的故事已经越来越少了——“课题”、“基地”、“工程”、“项目”的规整之下，怪人如今在校园里很不好待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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