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赠票也早已成为公开的机密，但粉丝们也许没有想到，这些赠票的成本最终也转嫁到他们身上。据朱克宁流露，2004年北京工人运动场的一场演唱会送出去的票近万张，占总票数的25%，赠票对象包含审批机关、媒体、公安等多部门。“有些人会说，反正你也卖不出去，还不如送。但在设计票价的时候，必定会把这些(赠票预算)算进去。”
这一现象在北京尤其明显。业内人士称，赠票数量最高时可达总票数的30%。“上海在演唱会的经营方面就比较讲究市场规律，甚至情愿卖不出去也不愿意挪出一部分当赠票。但在北京不同，有很多人情愿通过其他道路搞到赠票，也不愿意狠下心来买一张。这一现象在二三线城市更严重。赠票的预算，可能就会转嫁到其他花费者身上，毕竟演出商也不想亏本。”宋柯说。
这些隐秘的推手，悄然抬高了演出市场的票价。所以，当你一脸陶醉地摇晃着荧光棒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你同时也已经为那个坐在你前后左右的人买了单。
用市场的手解决市场的问题
在采访中，不止一人提到，可以用增加场次的措施来下降演唱会的平均成本。“一个城市只有一场，物以稀为贵，想看的人多，但票只有那么多张，自然票价就高。而且一次演唱会只演一场的话，单位成本就高了。像在港台和国外，一般演唱会都是持续很多场，完整不需要去抢一张票，而且持续演出的话，像场租、灯光、舞美这种硬件成本就能够降下来，分摊到每场演出上的就会少很多。”宋柯说。
但并不是每个艺人都具有可以连演的票房号召力，而且，由于目前国内市场不够均衡，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对于演唱会的标准、音效都请求不一，“像纵贯线(罗大佑、李宗盛、周华健、张震岳短暂组成的乐队——编者注)的巡演，可能北京、上海的观众请求会更高，但到了其他二三线城市，又要换一套班底，这样的话，中间转换还有短租的成本就高很多。”宋柯说。
因此，在朱克宁看来，更具有普适性的手段，是政府通过税收来调节票价。“目前的计税方法不合理，不是按照实际收入计税，而是按票面数字。但实际上出去的很多票不是卖出的，因此收费的标准定得高。另外存在着重复计税的问题，主办方这块收税，场租也要收税，几个环节都要收，造成演出成本增大。”
“政府的扶持不应当仅仅是几个项目，那解决不了问题。”朱克宁说，“不是关注票价本身，而是解决演出各个环节政策性规定。政府治理市场环境，更多应当依附市场，用市场的手解决市场的问题，减少不当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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