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作为一个语文老师，仅仅思考“怎么做”（如何拨动当代孩子的心灵）的问题是不够的，还得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如革命历史文本的特点是什么？功效是什么？教学中如何处理工具性与人文性（或思想性）的关系？为了研究好这些问题，我翻阅了大批的材料，查遍了现在和以往的初中和高中教材，我发明了一些规律，得到了一些领会。
一、中学语文教材中革命历史文本的调查与思考
1、数量变更
建国以来，除去十年“文革”，中学语文教材中革命历史题材比重呈持续降落趋势。建国初期，语文教材直接服务于政治，体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革命历史类题材的课文比重极高，占总篇目标72.7％。但是，选文系统性不足，有的文章也缺乏典范性。经过了1956年、1957年两年的改革和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的修订，革命历史题材的选文更加注意了艺术性，但是比重仍达到了58.3％。十年“文革”浩劫后，该比重持续降落；在语文教材多样化的新时代，降至13.8％。这阐明，随着时代的前进，中学语文课本的政治化、革命化色彩在逐渐削弱。
初中教材中原有的“红色经典”课文如《七根火柴》《分马》《老山界》《菜园小记》《挺进报》《生命的意义》等都已被删去。高中必修教材中居然没有一篇革命历史题材的课文，原有的“红色经典”课文如《风景谈》《荷花淀》《改革我们的学习》《挥手之间》《小二黑结婚》《与妻书》《序》等也都被删去。在最新的《全日制任务教导语文课程标准》中，推荐的课外浏览的书目中仅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部外国的“红色经典”以及鲁迅先生的寥寥几篇作品，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推荐的课外浏览的书目中居然没有一部革命文本
2、选文起源变更
直接从报纸杂志上选人课文的比例呈逐年降落趋势，作家文集是革命传统题材课文的重要起源，一直占一半左右。在1949—1957年这一时代的样本中，13篇课文大多是当时报刊上发表不久的时文，报纸杂志上选人的课文数在各项起源中占较大比重，如《中国国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领会议揭幕词》《谁是最可爱的人》。外国作品入选较少，《十二月的莫斯科》《巨大的自然改革者米丘林》和《我们不再上当了》等作品的入选都是“亲苏联”的成果。在“以苏为师”的国家战略影响下，课本中大批选用了苏联作家作品，几无其他国家的作品。
“语”“文”分科中断后，国民教导出版社匆促编写的语文教材大部分是歌颂大跃进和国民公社的时文。1961版语文课本从《国民日报》《红旗》《中国青年报》等重要消息杂志上选用的就有7篇之多。毛泽东的《持续地保持艰难奋斗的作风》、刘少奇的《论紧张》和《做敢想敢说敢做的人》等工作报告也作为课文入选其中。另外，斯大林的《在克里姆林宫招待高级学校工作人员时的演说》也入选其中。总的来说，从选文起源上看，这一阶段强调政治思想教导的偏向相当明显。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