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现象反应出当时社会等级分化已十分明显，充分辩明了社会的复杂化程度和文明化过程。有学者很快将其同古史传说中的尧帝接洽在一起。
有两件出土器物引起人们长久关注。其中之一是一个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铜铃。经化学定量分析含铜97.86%、铅1.54%、锌0.16%，采用合范浇铸技巧制作。虽然铸造工艺粗糙，器壁厚度不匀，但合范浇铸仍是前所未见的创举。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金属乐器。
在陶寺遗址发明的一把残破陶制扁壶，则可能改写我们对中国文字史的认识。扁壶的两侧有两个用朱砂书写的符号，多数专家认为其中一个是“文”字，对另一个符号则分歧较大。何努将其说明为“尧”，“文”、“尧”连起来说明，可能是当时人们对尧帝的一种称赞。另有专家将后一个符号说明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专家认为，这不必定是一个字。
“(这两个符号)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说，甲骨文被发明时，经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呈现，即便我们一时无法正确判读出这些字符的含义，也不影响我们认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遗址，目前发明的只有这么两个符号，要下结论说那时已经呈现文字证据不足。
王都和王陵
2001年，科技部决定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立为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陶寺遗址再次成为焦点。
这一年，重回母校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的何努从北大毕业，随落后入社科院考古所，并被派往山西担纲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作为领队，何努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两年内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内部布局。
一个一个探洞打下去，一铲一铲黄土挖上来，大地两易寒暑，一座宏大的古城，渐次展现在何努面前。早期城址长约1000米、宽约580米，面积为58万平方米；中期扩建成长约1800米、宽约1500米，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宫殿区位于城址东北部，在这里发明了1万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筑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墙皮。宫殿周边有一道20米左右宽度的空白地带形成隔离，表明在这个时代，日后为都城所特有的“双城制”已在孕育之中。
下层贵族居住区和大型仓储区离宫殿区不远，分辨位于宫殿区的西南侧和东南侧。普通居民区位于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区则在城址最南边。在陶寺城址东南部，有两个相距约300米的墓地。何努说，这分辨是陶寺早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和中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这两个时代的王族之间不存在宗族关系，据此可以推断，从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区经历过一次政权更迭。
陶寺文化在中期达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长5米、宽3.7米、深8.4米，在同一时代墓葬中，全部黄河中下游地区都难寻能与之匹敌者。出土的随葬品也令人惊叹，在墓主遗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猪下颌骨，两侧立着6把玉钺，墓中出土的玉钺总数达9把。何努介绍，猪的下颌骨象征财富，钺则是王权、兵权的标记。在此前的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二者以这样的组合方法呈现。
4000多年前的这位“王”，毕竟想向后人表达什么？后来何努查到，《周易》有云：“豮豕之牙，吉。”意思是说潜匿住猪的尖牙，吉祥。寄意通过威慑力将对方压服，是为上策。何努分析认为，用猪的下颌骨和钺组合起来应用，阐明当时这位手握兵权的最高统治者崇尚文德，盼望通过威慑力而非杀伐保卫政权。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间，陶寺文化进入晚期并迅速衰败。何努推测，陶寺文化可能败于内乱。
在何努的描写下，一幅礼崩乐坏的末世图景清楚浮现：宫殿、城墙、王陵悉数被毁，随处可见逝世相惨烈弃于沟渠的亡者，连草草掩埋的迹象都没有。
受质疑的“观象台”
位于城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基址，是这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视标发明，缭绕它的争议也最多。何努称之为观象祭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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