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出土的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
形似齿轮的陶寺文化器物。陶寺文化早期的铜铃。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宏大的史前古城在晋南的汾河之滨崛起。
在这里，王族墓地、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作为都城的基础要素，它全部具备。人们不禁将它和传说中的“尧舜之都”接洽起来。这里出土的一件陶壶上，两个朱砂书写的符号被认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国文字。一处半圆形遗迹，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认为，凡此种种，足以将中华民族可以考证的文明史往前推动500年。然而，缭绕这些结论、推断和分析，争议之声从未止息。
在7月30日揭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周年成果展上，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明首次向大众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襄汾县陶寺村以南，地处汾河以东，塔儿山西麓，距县城约15华里。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藏身麦田的考古工地，在47岁的何努心里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纠结——他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
这位谦恭寡言的学者，只有谈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坛坛罐罐才会高兴起来，娓娓道来不知疲惫。他说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遗迹，在他眼里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脑海里不时闪现，“跟电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处庙堂之高，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远，一贫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权者易手。城址扩大数倍，社会更趋繁盛。城中恢弘的宫殿中，住着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墙坚固，府库充盈。官营的手工作坊里，工匠们开端控制青铜铸造技巧，最初的文字被用于称赞“王”者。
文明持续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乱世者，毁宫殿、扒城墙、挖祖坟。“王”们不见踪影，成为千古之谜。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巨大的人物对话。”何努说，这样的快活很少有人能够分享。
然而正是这个给他带来无穷乐趣的陶寺遗址，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总是一语带过，真正让他记忆深入的，是发掘、求证过程的波折。
更大的压力则在于，无论是他对陶寺遗址的诸多论断、推测，还是他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考古学界都质疑者甚众。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张长寿、徐苹芳等人都呈现在质疑者名单中。
这些学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读书时的授业之师，或是他现在供职单位的老领导、老先辈，在考古学界个个一言九鼎，他们的质疑对于何努而言，其分量不问可知。何努的同门师弟、天文史学家武家璧给记者讲了这样一桩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参加一个同仁聚会，面对众多质疑，他当众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不过何努表现，这些先辈学者的质疑都属于正常的学术讨论，不会对他的工作造成干扰。
两个朱书符号
陶寺遗址发明于上世纪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为寻找历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遗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联合山西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进行了第一轮大范围发掘。
那时何努还是一名年轻学子，从小就对京城古塔寺院深怀兴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专攻夏商周考古。
发掘成果表明，陶寺遗址与所谓的“夏墟”并无关联。考古队揭穿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含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绘龙纹陶盘、玉器、彩绘木器等文物。从发掘的墓葬来看，当时的社会已浮现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尖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巧，有鼍鼓、彩绘龙纹陶盘等重要礼器，墓主应当是控制祭祀和军权的部族首领，初具“王”者性质。占墓葬总数90%的小型墓，墓圹仅能容身，逝世者往往身无长物，应是平民阶层。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