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两件宋代的书法作品过了亿元，一件是中国嘉德的《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以1.008亿元国民币成交；一件是北京保利的曾巩《局事帖》，以1.0864亿元国民币成交。这两件书法作品也都未曾入藏清宫，但都为当代鉴定大家徐邦达述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三件作品有着雷同的市场起点。
《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上有宋人手迹多则，著名度高者则是朱熹，所书不过数行，且不算经典。曾巩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其书法作品传世不多，影响有限。与之相反，黄庭坚之《砥柱铭》不惟黄庭坚是中国书法史之“宋四家”之一，且此作乃大字行书，卷帙宏大。一方是高头大卷，一方是只言片纸，就作品的体量大小与内涵丰俭而言，自不是一个等量级。以前者的价格而推论之，后者是足以高企数亿的。或者说，其高位成交是通情达理的。
重要的是，中国文物与艺术品无论如何，还远没达到其市场高度，因为其历史的长久性、学术的深厚性、艺术的奇特征以及中国国力民情的匹配性等等因素给其供给了源源不绝的推动力。
撇开中西双方博物馆所藏文物与艺术品不论，可以进入市场的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就其质量而言，完整不亚于西方文物与艺术品，而双方的市场价位依旧处在不等地位，虽然其间的距离在不断缩小。多年前，记者在一份市场调查中，曾经类比过毕加索与齐白石。其时，二者作品的市场价位距离是40倍。如今，毕加索作品的最高价依然是2004年以1.04亿美元成交的《拿烟斗的男孩》，当时约合8亿元国民币；齐白石《惋惜无声》去年的成交价是9520万元国民币，不计时间成本，双方的市场价位之差约为8倍。几年时间，双方的距离下降了5倍，但依旧处在不合理状态。《惋惜无声》是齐白石首屈一指的作品，而《拿烟斗的男孩》并非毕加索的代表作，如果毕加索的《亚威农的娘儿们》与《格尔尼卡》面世，之间的距离必定会恢复到40倍甚至更多；目前，毕加索的一般性油画作品多以数百万美元交易，而齐白石的一般性作品还在5万美元高低波动，其间的距离还是40倍左右；毕加索的作品已经退位西方艺术品成交价前三名之后，齐白石的作品依旧是中国艺术品的市场标杆，这一进一退、一静一动，自然是距离的进一步拉大。
当然，我们可以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市场起步尚晚来自我解嘲，我们可以以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力尚没达到着力收藏的地步来自我宽慰，我们可以以中国的收藏者学术程度不高来自我消遣，我们甚至可以以中国文物与艺术品的学术力量没有关注市场、或曰双方联合不紧密来自我排解，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疏忽中国文物与艺术品在未来还有宏大的空间，这空间既需要花费宏大的财力，更需要筹备充分的人力，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学术的筹备，否则，我们将因为幼稚而激动、因为贫乏而茫然、因为忘形而失态，一而再、再而三地交学费。
在学术拓展的空间里，才会天高云淡，鹏程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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